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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的转换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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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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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诗言志”经过3000多年的“理论旅行”而走到了今天，存活在现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中。“诗言志”的转换经过了古代转换和现代转换两个大的阶段，沿着“转”和“换”两条线索进行。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纯民族化”的道路，只能走民族化和中西融合的道路，其中民族化是前提，也是主要的。
【关键词】 诗言志； 古代文论； 现代文论； 当代文论建设
1992年，钱中文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谈论的热点，有持肯定意见者，也有持否定意见者。我对于这个问题是持肯定意见的。1996年9月，笔者撰写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文，从宏观上谈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认为，“所谓‘转’，就是‘通’，就是’，就是继承；所谓‘换’，就是‘变’，就是‘易’，就是创新。两者结合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历史悠久，辉煌灿烂，就是不断转换的结果”［1］。也就是说，从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在现代有一个“转换”的问题，在古代也同样有一个“转换”的问题。本文从个案研究的角度，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诗言志”的古代转换和现代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 “诗言志”的古代转换
众所周知，“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命题。它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之中。其经典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最早记载它的《尚书》从春秋以来就成为经典，汉代以来又成为儒家经典；二是它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的；三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文化思潮。所以，“诗言志”就成为历代学人谈诗论文时所信奉的圭臬，屡屡被引用不绝。正是在这些引用活动中，“诗言志”被传承着、丰富着和发展着，一句话被转换着。
首先，谈“转”的方面。自从《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以来，就成为权威的诗学思想，不断被后世学人引用和传承。诸如，先秦的孔子、庄子和荀子，汉代的董仲舒、班固和郑玄，魏晋南北朝的挚虞、刘勰和萧统，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邵雍，明代的王守仁、李攀龙，清代的顾炎武、叶燮，近代的刘熙载、陈世宜等人，都在他们的诗学和文论著作中引用过“诗言志”。因此，“诗言志”就是通过这些人一代代“接力传承”下来的。在“传承”这一方面，他们只是引用，只是“照着说”，一般不做大的发挥。所以，“诗言志”才能被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
其次，谈“换”的方面。“诗言志”的传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换”即创新的一面。“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的经典命题，人们传承它，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它，为各自的诗学批评和文论建设服务。人们在传承它的同时，也根据各自时代的诗学批评和文论建设的具体需要，结合各自时代的思想资源和个人的认识水平，大多会对“诗言志”作出重新阐释和理论发挥。如此，“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就在增值，就在丰富，就在拓展和深化。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诗”的重点阐释。诸如《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贾谊《新书·道德说》说：“诗者，此之志者也。”王逸《楚辞章句·悲回风》注：“诗，志也。”许慎《说文·言部·诗》说：“诗，志也。”高诱《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注：“诗，志也。”孔颖达《尚书·尧典》疏：“诗是言志之书。”以上各家对于“诗言志”的阐释，其重点是“诗”。只有孔颖达所说的“诗”是狭义之诗，即特指《诗经》；其他各家所说的“诗”则是广义之诗，即文体之诗。这从《礼记·乐记》的那段文字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将“诗”与“歌”、“舞”相提并论，很显然这是指文体之诗了。汉代学者用“言志”或者“志”为“诗”定义，可见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汉代是一个儒家经典大行其道的经学时代，文字训诂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以上所举汉代各例，便明显带有汉代经学色彩。尽管它有忽视“言”的倾向，并有将“诗”与“志”二者等同之嫌；但是它强调文体之“诗”，并作出界定其概念的努力，却是难能可贵的。与前代相比，这是一个新的拓展。
二是对于“言”的重点阐释。这是从孔子开始的。二是对于“言”的重点阐释。这是从孔子开始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的话说，“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杜预注云：“足，犹成也。”即“言”是成全、显示和表达“志”的。可见，“志”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隐蔽的；只有用“言”表达出来才能为人所知。所以，孔子强调“言志”的重要性。在《论语》中，他多次要求其学生言志。近年发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也说“诗亡隐志”。多数专家将“亡”解释为“无”，而我认为应解释为“勿”才能说得通。“诗勿隐志”，反过来说，就是“诗应言志”。这与孔子重视“言志”的思想是一致的。《毛诗序》也突出强调“发言”和“形于言”。许慎《说文》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志发于言” 今本《说文》无此四字，杨树达据《韵会》引《说文》补入，参见杨树达的《释诗》一文，转引自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的观点。清人吴淇将诗看作是“言之所之”即语言运动的产物。《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志之所至，言亦至焉”，有什么样的“志”，就有什么样的“言”，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其中，“言”系着两头，是至关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拓展“诗言”的内涵。宋代人司马光《赵朝议文稿序》说：“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诗言志”的“言”，并非是一般的日常语言，而是一种诗化的审美语言。这种审美语言，对于古代诗歌来说，就是一种讲究声韵、文采和意象的语言。这种诗歌审美语言，从《诗经》开始萌芽，经过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努力，到唐代成熟。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所说的审美语言，包括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基本上是以“诗”与“文”为主的古代传统文学的语言。这又是一个新的拓展。
三是对于“志”的重点阐释。从《毛诗序》以来，对于“诗言志”的阐释重点大多放在了“志”上。这固然与作诗的动因和诗的内涵有关，也与儒家的政治伦理化的诗学思想有关。《毛诗序》对于“志”的阐释最具有原创性。它认为，“在心为志”，志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具有情感内容（情动于中）。“诗言志”的过程，就是“志之所之”即志的运动过程。这是一个由志而言、由内到外的表达过程。在《毛诗序》之后，人们对于“志”的阐释活动，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对“志”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一个是从心理学层面上来拓展。诸如郑玄《尚书·尧典》注说：“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其中将“志”与“意”相提并论，也即是认为两者意思相近。《说文》云：“志，意也。”又云：“意，志也。”可见在汉代“志”与“意”两字可以互训，“诗言志”也可以说是“诗言意”。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互训，而是对于“志”在心理内涵上的一次放大、一次拓展。到此为止，加上《毛诗序》对于“志”阐释的情感倾向，“志”的心理内涵就拓展出了“心”、“情”和“意”三个新的元素了。所以，荀悦《申鉴·杂言》云：“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另一个是从社会学层面上来拓展。汉代学者运用《礼记·乐记》提出的“物感说”理论，解释“志”的产生原因时，形成了《毛诗序》“情动说”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心感说”两种观点。虽然，没有明说，却有一个隐含的“物”或“社会”的因素存在。后来，王逸在运用“诗言志说”解读屈原作品时，赋予“志”一定的社会内涵。到宋代时，邵雍对于“志”的社会内涵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他在《伊川击壤集序》中认为，“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因此,“志”不仅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社会的兴废治乱有关。所以，“志”的内容就丰富多彩了。从主体的角度看，有如荀悦《申鉴·杂言》所说的有天下之志，有众人之志，有君子之志，有大人之志，有小人之志；从本体的角度看，有如叶燮《原诗·外篇》所说的有高志，有卑志，有大志，有小志，有远志，有近志。正如袁枚《再答李少鹤书》所说：“志字，不可看杀也。”
四是从横向对于“诗言志”的使用范围进行了拓展。“言志说”最早只是针对“诗”而言的，后来逐渐向其他文学体裁和艺术种类拓展。从文学体裁方面看，骚，朱彝尊《九歌草堂诗集序》说：“《骚》也者，继诗而言志者也”；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艺概·赋概》也说，“余谓赋无往而非言志也”；词，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文，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小说，冯梦龙《情史序》说，“《情史》，余志也”。从艺术种类方面来看，音乐，《礼记·乐记》云：“志微，噍杀之音作”。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说：“志感丝簧，气变金石”；又《文心雕龙·明诗》说：“民生而志，咏歌所含。”舞蹈，《毛诗序》云，诗言志，言之不足，则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戏曲，汤显祖《董解元西厢题辞》运用“诗言志说”评价《西厢记》时说，“志也者，情也。……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间；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於笔墨烟波之际”。书法，刘熙载《艺概·书概》说：“写字者，写志也。”绘画，郭熙《林泉高致》说：“画之志思，须百虑不干，神盘意豁。”总之，诗言志，骚言志，赋言志，词言志，文言志，小说言志，音乐言志，舞蹈言志，戏曲言志，书法言志，绘画言志，等等。可以说，这是“言志说”由诗学向文学和艺术学领域横向拓展的结果，或者说是“转换”的结果。因此，“言志说”也由一种经典的诗学思想，演变成一种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提升为一种表现形态的中国美学理论。最后，谈“转换”的方面。正因为“诗言志”有“转”的一方面，又有“换”的一方面，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才从古代走到了近代，构成了其古代转换史。在“诗言志”的古代转换过程中，形成了4种经典，即《尚书·尧典》、《乐记》、《礼记》和《毛诗序》。《尚书·尧典》是最初的元典，大概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诗言志”说。《乐记》对于“诗言志”有杰出的贡献，就是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表现心理层面，对于“诗言志”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典论述。其《乐象篇》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师乙篇》说“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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