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子思出于子游的学者认为，宋人所谓儒家“道统论”是虚构的谱系，并无实据。实际上，说子思出于子游又何尝不是虚构，因为将子游安排入先秦仁学的谱系，目的也是要形成类似于“道统”的儒家谱系，况且子思出于子游的说法同样也无确证。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或子游的学术观点都无确证，且曾子与子游虽是孔门主流人物，却未继承孔子晚年“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等行为中暗含的讲“易（变化）”之普遍主义王权观，以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中包含的情性主张。而以上孔子晚年的主要思想却是子思思想的核心（14）。

三、子思受教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子思之学未必出于曾子或子游。子思虽早年失怙，后又失其祖父，但孔门未必没有让子思受教的环境。根据《论语》记述，我们可知孔子有兄（《论语·公治长》载：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据《礼记》所载，我们亦可知子思也有兄长（《礼记·檀弓》记载“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孔子去世后的一年（公元前478年），即立孔子庙。除孔子学生之力外，其家族之力亦当可观。当然这仅是推测，不足为凭。然而，就子思受教的具体状况而言，先秦史料中未必没有信证：

首先，明确地将子思之儒看作一个学派的是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为战国后期人，他在世时，儒家内部的分化已较激烈。他将“子思之儒”与其他孔子后学进行并列，说明当时“子思之儒”确是相对独立的儒学派系。韩非子的记述反映出以下两个信息：第一，战国时代儒家分化确有其事。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证实，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的大量楚简中，就有孔子后学的作品，李零先生在《读书》上撰文《重见七十子》（15），介绍了上博简的基本内容，这说明儒学在战国分派确有其事。第二，尽管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未必一定准确，但这至少说明“子思之儒”是相对独立的学派。如果子思从学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或子游，且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并继承他们的学术主张，其学可能会并入曾子或子游之学，无法单独立派。上博楚简中确有以《曾子》命名的佚集，这至少说明历史上也有“曾子之儒”，但与“子思之儒”是分立的（16）。

其次，《论语·季氏》中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记载，对说明子思受教的状况十分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后人受教的一般方法。陈亢为孔子学生，他以为伯鱼“有异闻”，因为在他看来伯鱼的受教当然不同于孔子教育其门人之法。当然，陈亢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据伯鱼所说，孔子教育其子主要是“心传”，即在掌握了基本的文字功夫后，要求伯鱼有自学能力。《诗》与《礼》是儒士的主要功课，而孔子未当面教授其子，只是告诉他学习《诗》与《礼》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其他过程伯鱼必须自行完成或体悟。陈亢听闻后，认为“君子之远其子”。这段对话说明孔子不亲自教授其子，那么伯鱼除自学外（学问也不可能光靠自学能完成），怎样完成其学业的呢？我们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伯鱼可能有自己的老师；二是伯鱼在掌握了基本学理后，在把握儒学主要典籍时，可能有所依据，如孔子论《诗》、《书》等的讲稿。

第一个可能现在已无法证实，但第二种状况却已有了确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1年底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公布了《孔子诗论》等篇。《孔子诗论》的重见天日，足以说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等记载是真实的。

《孔子诗论》的出土说明如果孔子门徒保存有孔子关于《诗》的讲稿，那么其家中也应藏有诸如《孔子诗论》等的竹简书籍，伯鱼“退而学诗”所依赖的自修材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以此类推，孔子关于《书》、《礼》、《乐》等都有类似于今日所谓的讲稿。而且，郭店楚简中的数篇儒家佚集，如《唐虞之道》、《穷以达时》等，有学者认为也出于孔子之手（17）。上述佚集与可以肯定为《子思子》的楚简置放在一处，且郭店一号墓主人也被认为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较大（18），如果有关学者的推论属实，那么孔子的著述并不仅限于《诗》、《书》、《春秋》等，可能还有类似于《唐虞之道》的专论。

另外，综观《孔子诗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涉及人类情感的词汇有60多处，涉及敬、爱、情、思、悦、报、忧、泣、愿、耻、闷、悲、悔、厌、患、戚等。以“爱”为例，有“《甘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燕燕》，情爱也”等句。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举例。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对人之情感的揭示，这一点《论语》中就有明证。如《论语·阳货》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诗》可以培养人的性情。

在《孔子诗论》中有“喻”这一范畴，具体说来，“喻”就是从人的本性进行引导，从而推及到社会范畴，这个范畴即是“礼”。孔子说：“《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於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於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这段话说明，孔子把人之“情”看作是具有独立特性的存在，即与“礼”是相对的。

    与子思学派有关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和子思作品《中庸》，论说“情”、“性”的言语与《孔子诗论》中的词语十分接近，如《孔子诗论》中有“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以钟鼓之乐（喻求女之）好，反纳於礼，不亦能改乎？”等句，说明孔子对人之天性的理解主要根据自然而然的人性作出。子思对人之天性的思考受显然受《孔子诗论》的影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等，这些主张显然与《孔子诗论》中的散论相合。可见子思确受《孔子诗论》的启发，最终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天命之谓性”（《中庸》）的人性主张。

大凡一个家族，其教育后人的方式有前后承继的关系。伯鱼受教的方式也告诉我们，其子子思也可能在其父与其祖死后，在孔子族人或孔子门人的教诲下，学习一般文理常识。以后便依赖类似于《孔子诗论》等的孔子遗稿进行学习和体悟，最终继承了孔子晚年思想的精华，成为先秦儒学的一派，其思想为孟子发扬光大，形成了宋儒所说的“思孟学派”。

总之，我们认为子思从学于曾子或子游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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