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必须指出：《嘉禾志》卷31收南宋人张尧同《嘉禾百咏》诗78首。经与《全宋诗》卷2952据四库本《两宋名贤小集》卷154所收同题张诗100首检核，有76首同，《嘉禾志》收录的《嘉禾墩》、《徐家庄》2首，《全宋诗》失收；编者据《嘉禾志》补入《徐家庄》，共计为101首，已逾百首。《小集》中所收《谷水》，四库本原校已云：“一作许尚诗”；另一首《读书堆》原校：“一作唐询诗”。经复核，许尚《华亭百咏》及唐询《华亭十咏》中正有此两诗，亟应删除，而据《嘉禾志》补入《嘉禾墩》、《徐家庄》2首后，正为100首。《两宋名贤小集》，原署宋陈思编，《四库提要》卷187已定为“伪托无疑”。实乃清初人据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40余种，“更掇拾他集”，“伪撰二跋”而成。其说是。抨击四库馆臣不遗余力的《全宋诗·编纂说明》已误认为乃宋人编，书名既有“两宋”二字，决无可能出宋人手编，此乃常识。编者多据《小集》而照抄入《全宋诗》。从张尧同百咏诗而言，不仅误收2首，且脱诗注8条（仅补5条），诗题及文字也颇有可据《嘉禾志》校正者。且《全宋诗》各卷据《小集》收入者，多未据宋元方志及其它书出校，编者引书多署宋陈思《小集》，实大误。

即使是《全宋诗》已经收入的单篇诗，由于不少是据《云间志》和《宋诗拾遗》收入的，前者虽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1194）间，但仅涉及华亭一县，所收诗远不如《嘉禾志》，且来源不同，故《嘉禾志》所录诗仍有文字校勘价值。《拾遗》成书于元末，而《嘉禾志》成于元初至元二十五年（1288），《拾遗》秀州诗有些就录自《嘉禾志》，就更有校勘之必要。除个别外，编者多未做这种对校工作。

（47）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中的宋人佚诗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全宋诗》据以收录宋人诗最多的书之一。令人费解的是：竟然不用国图收藏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校对。杨纳先生等做了一项颇具学术价值的工作，将文津、文渊两本的集部进行了对校，发现不见于文渊阁本的历代诗文凡4000余篇，其中宋人诗约200余首。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刊《四库全书补遗》（下简称《补遗》）。这200余首宋诗，《全宋诗》多已据其他版本宋人别集或他书收入。经笔者核对，仍有至少53首诗为《全宋诗》失收，涉及作主凡16人。依次为：宋祁13首，宋庠11首，姜夔10首，郑昌龄4首，李光、姜特立各3首，张镃、张致远各2首，于石、方岳、贺允中、李吕、张光各1首。这应是比较可信的佚诗。即使是《全宋诗》已收入之诗，亦可与《补遗》所收宋人诗作版本校。

（48）《石仓历代诗选》中的宋人佚诗及其他  明人曹学佺编有《石仓历代诗选》，其中宋人诗凡107卷，收作主近150人，宋诗凡数千首。这是明人所修总集较好的一种。《全宋诗》却远不如对《诗渊》那样重视，失收之宋人诗至少在100首以上。一般而言，这些宋诗多比较可靠。当然，对这些诗逐首进行核对是一件十分烦琐的工作，笔者拟另文探讨。另外，如刘仙伦（字叔拟，号招山），其在南宋中期以诗名世，与刘过齐名，世称“二刘”。《全宋诗》竟然会失收其人。《江湖小集》卷49、《两宋名贤小集》卷283各存其诗30首，《百家存诗》卷23则更存其诗多达53首，《诗渊》存其诗39首，《千家诗》也存其诗29首，完全可据诸书校其异同，汰其重复，补辑其诗。类似之例还有如林撝（字季谦）等一些人，都在《全宋诗·凡例》规定正编必收之范畴之内。可见其辑佚是何等粗率和无识！

李更和《全宋诗》主编之一陈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现存各本进行校证，并与《全宋诗》进行了逐首校核，其成果已成《千家诗选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公开出版。由于《全宋诗》所用乃栋亭本《千家诗》，仅22卷，这是个先天不足、有严重缺陷的版本。为了表示同口径对比，仅据《校证》上册前22卷与《全宋诗》利用《千家诗》一书之失对照进行了统计：除《校证》考定为宋以前人诗及存疑之作不计外，约有宋人诗970首左右，《校证》判定《全宋诗》失收、误收、重出者合计约160首，差错率达15.1%。但《考证》称《全宋诗》已收，又仅见于《千家诗》（不见于《文集》及他书）中者，笔者未予覆核，相信其中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误收，今姑以正确计。因此，这个差错率是保守而偏低的；且未及作者小传的失误，如加上这二项，无疑其差错率要高得多。即使这样，已足以引起《全宋诗》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应象这样，对每一部使用较多的书逐一覆核。相信其结果会让编者深感震惊，例如《诗渊》，其差错率无疑会更高得多。小传和辑佚补遗乃《全宋诗》失误最多的“重灾区”，无疑也是订补的重中之重。

以上仅随意抽取极少量书就辑佚补遗情况进行复查，已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错讹和遗漏。如果扩大复查书的范畴，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全宋诗》正编的补遗辑佚仅收录了极少量佚诗。就其正编所涉及的书目看，相对于现有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而言，有待普查的量还极大。而且，零篇散句的搜集和辨别极为烦难。如果进行补编的编纂，建议先进行正编的全面修订，前提是广泛征求海内外学术界匡谬证讹、补遗的成果。再利用电脑编制已成书部分的人名索引（可检索到页）、篇目索引、字串索引（据说《全宋诗》早已有电子版，惟不知何以不能及早公之于学界），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补编的修纂。尽管笔者认为，补编的编纂难度远远超过正编，正编的修纂质量又十分糟糕，但还是殷切期望在正编修订的同时，建立卡片档案，反复考辨、核查，假以时日，一部附各种检索功能的文本和电子版《全宋诗》有望同时出版发行。对于目前刊行的《全宋诗》正编，笔者提醒学者和读者使用时一定要检核引用的原书，所幸均附以出处，这不失为《全宋诗》优于清编《全唐诗》的最大特点。

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还体现在辑佚补辑诗的辨析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及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全宋诗》正编的修订、完善及《补编》的续修，任重而道远，这或许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全宋诗》编委会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热忱欢迎学界的批评指正。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