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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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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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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家所虀，悉簿为赃。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久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今宜班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绢二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後，赃满一匹者死。”俸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後以军兴，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至明帝时，于忠当国，欲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诏中所谓商贾邀利，刺史分润，孝文诏中所谓罢诸商人，以简人事。盖是时官未有禄，惟藉商贾取利而抽分之，至见於诏书，则陋例已习为常矣。崔宽并交结盗魁，为受纳之地，既取利於商贾，自并及於盗贼，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国焉。”
这与《洛阳伽蓝记》中王公贵族争相舍宅奉佛，及佛徒倚靠供养，富贵骄奢的种种情态，适成鲜明对比。而书香高门，贵胄华阀之子弟，亦竞相以出家为尚，也就不奇怪了。《高僧传》及《续高僧传》所载出身名门之富贵僧人俯拾皆是。包括南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唐初著名故事“萧翼赚《兰亭》”中王羲之的裔孙智永等。即使寒门奋发之士，投身佛门，亦得跻身上层，故才辩智虑者众。唐初士族多出於北朝高门大姓，自隋文帝开科，唐太宗又厉行科第取士之举，成为吸纳精英进入官僚管理阶层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制度，“安史”乱後，数百年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为特征的“门阀制度”瓦解，聪明特达之士自不须倚傍佛门，即有进身之阶。
科举致使人才大分流，释氏之门渐虚，苦学者日少，而至有端赖“顿悟”跻身大德者。如“（释端）甫又梦梵僧以舍利满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尽贮汝腹矣。”自是经律论无敌与当时，囊括川注，逢源会委，滔滔然莫能济其畔岸矣。……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於他等。”（《宋高僧传·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以梦中进食代替勤学苦修，乃古今中外学子之共同理想，惜乎等同“痴人说梦”耳。按端甫事适与同时之韦渠牟相映成趣，可见德宗对论衡一事的脾胃。《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载：
“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之讲媷有素，听之意动。”“时延英对秉政赋之臣，昼漏率下二三刻以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七《韦渠牟传》则云：
“渠牟有口辩，虽与三家未究解，然答问锋生，帝听之意动。”
史载韦渠牟“去为道士，更为浮屠，已而复冠”，算得是出入三教，转益多师的人。虽“於三家未究解”，却能“答问锋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以至获得上宠。他奏事为何虽不能确知，然从“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的效果看，显然语涉谐谑，而非“正经”。无独有偶，身任“三教讲论”的文溆俗讲，其内容也受到来自儒家几乎同样的批评。赵璘《因话録》卷四“角部”云：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於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边地矣。”[11]
圆仁书中屡载“（会昌元年，841年）乃敕於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等等，可见这在当时是比较频繁的一种公众活动。向达《唐代俗讲考》据此以为“文溆当亦化俗法师之流，而其魔力足以倾倒世俗，故至欲尊为和尚也。”
胡三省注《通鉴·唐纪·敬宗纪》“宝历二年（826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条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道出“俗讲”有其浓厚的市场化色彩一面，但显然很受欢迎。信奉佛学的姚合甚至写道：“无上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其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全唐诗·听僧云端讲经》）俗讲对於佛教传播的影响，亦於此可见一斑。惟胡氏似未考虑唐风与宋俗之别。在唐武宗“灭佛”的现实威胁中，释氏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取下层民众，以求立足之地。宋後佛教已无类似危机感，故可以放手“邀布施”耳。
其实，早在慧皎《高僧传·唱道篇·论》中，就已经对僧众业讲经驳难唱导者，提出过这样的严重警告，说明当时已有“传说讹误”、“鱼鲁淆乱”、“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的现像：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说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谶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辩，意虑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语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只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之谓耶！”
《大宋高僧传》卷第三译经篇论第五：
“华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语，雅即是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细即典正，粗即讹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经中用书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经中乞头博颊等语是。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
“必应遵用旧本”之说，与“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之论，当可为佛教变文及其它俗讲话本写本之传世为根据，而“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则确实为今存写本的概况。
当然得到宫廷鼓励，允许公然俗讲的不惟佛教一家，它的老对头道教也曾奉敕开讲，圆仁书中就提到过“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供奉矩令费，於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开讲。从大和九年（835年）以来废讲，今新开。”从南北朝以来，佛、道二教在相持互斗中都注意吸取对方之长，所以源自本土的道教所开俗讲，也自有吸引听众之处。以“谤佛”著称的韩愈曾在诗中描述两教以俗讲争夺听众的激烈场景：
“街东街西将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恣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趋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震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後至无地无由听。”（《韩昌黎集·华山女》）
道教原不敌佛，但面对竞争，也培养出女性的优秀俗讲人，粉墨登场，使佛教俗讲盈而後虚。从“听众狎恰排浮萍”的喧闹热烈，挤兑到“扫除众寺人迹絶”的冷清寂默。
按向达《唐代俗讲考》注26曾云：“英京藏有道家所作变文一种，余未见到。号码名目内容均未详，据王君告语，则系完全摹仿佛家作风。唐代寺院俗讲对於当时之影响，除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而外，此亦是一大事也。”又宋毓珂《变文笔记两则》[12]举《道藏》唐字号上《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与佛教俗讲“押座文”相似之“定座咏”，及“讲说钞”探及关於道教都讲法师坐起方向问题。[13]面对这样激烈的竞争，佛教自然不能囿於传统的俗讲伎艺和天竺陈年老事而坐以待毙，相反必须不断提高俗讲水平，包括作出内容和形式上适合信善理解需要的改进，才能持续吸引听众，扩大信徒。
这个过程中，佛教一面在传播方式上开始加速专业化，另一面在内容上也须力图注意中国人的“喜闻乐见”。後世所谓“白话小说”的雏形，也由此产生。
七，“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
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研究》中，曾将已发现的敦煌写本分为如下几类：
佛经故事
中国故事
变文
杂类
有说有唱
有说无唱
对话类
1,八相变
1,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
1,伍子胥变文
1,舜子变
1,孔子项托相问书
2,破魔变文
2,目连变文
2,孟姜女变文
2,韩朋赋
2,晏子赋
3,降魔变文
3,目连缘起
3,汉将王陵变文
3,秋胡变文
3,苏武李陵执别词
4,难陀出家缘起
4,地狱变文
4,捉季布变文
4,前汉刘家太子传
4,燕子赋
5,祗园因由记
5,频婆娑罗王后彩宫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
5,李陵变文
5,庐山远公话
5,燕子赋（开元歌）
6,欢喜国王因缘
6,王昭君变文
6,韩擒虎话本
6,茶酒赋
7, 丑女缘起
7,董永变文
7,唐太宗入冥记
7,下女夫词
8,秋吟
8,张义潮变文
8,叶净能诗
9,张淮深变文
非佛经类写本占了2/3以上。此外有些写本明显是僧徒所为，如伯2187卷（王重民校文）赞誉敦煌守官曹议金“自从仆射镇一方，继统旌幢左大梁。至孝仁慈超禹舜，文萌宣略迈殷汤。分茅列土忧三面，旰食临朝念一方。”分明俗家口吻，结句却为“小僧愿讲功德经，更祝仆射万万年”。《敦煌变文论文録》下册附有原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藏唐人卷子五种，完全是宣讲佛法的，但其中《维摩碎金》（?－101）已杂采了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说：
“西施淫魔得人怜，迷得襄王抛国位。刹鬼一朝来取你，任君有貌及文才。假饶端正似潘安，掷果盈车人物会。四相迁移身灭後，空留名字也无常。直饶韩信有英雄，灭楚会垓扶汉帝。没个心中斟酌取，尽呈虚幻一场空。威雄樊哙足功能，踏倒鸿门来救主。心猛貌粗增我慢，如今也是一场空。前皇後帝万千年，死了不知多与少。君向长安城外看，遍山遍野帝王陵。维摩如此化王孙，便请王孙皆醒悟。异口同声谢居士，特蒙除我忘心生。”
据上述情况推想，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如诸葛亮、关羽被纳入俗讲变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应该是李商隐《骄儿诗》叙述的情景所本，亦是宋代“说三分”之祖述，不过至今不传罢了。
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道宣武德九年（626年）著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贞观四年（630年）改定。其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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