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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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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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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选台。”时所选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後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一千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五《议沙门敬之大诏》) 这是一次类似现代“民主投票”似的表决。在理应以儒家观念为主的官僚集团中,佛教竟然占据着明显的上风,这或许和武后实际已经当政,并在暗中支持释氏,而群臣见风使舵有关。皇帝只好丢脸地收回了成命。有关历代围绕沙门佛徒究竟该不该致拜君亲漫长的争议经过,可参文後所附《历史上的“三教论衡”》,此不再赘。 但在後来的敦煌写本中,显扬“忠孝”观念的作品已占有相当比例。其中不仅包括刘向《孝子传》中的董永、舜子至孝故事,以及现实中张义潮叔侄忠义归唐的故事,刘修业认为伍子胥亦属此类:“我读这变文後,我感到伍子胥为父兄报仇,乃春秋末年大报仇之一,为後来儒家宗族观念所演出。盖宗族观念愈深,社会对他的同情心愈大,因为他是“孝子”、他是“烈士”,以至他虽覆灭祖国,後人却都能原谅他。”(《敦煌本〈伍子胥变文〉之研究》) 馀则佛经变文如《目连缘起》也提到了“二十四孝”中的董永、王祥、郭巨、孟宗等人。又巴黎藏No.Pelliot 2418一卷卷首一段曰: “经:佛告阿难,为观众生,虽沾人品,心行愚蒙,不思耶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况有人慈,此唱经文,是世尊呵责也。前来父母有十种恩德,皆父母之养商,是二亲之劬劳……” 今传佛经中尚有托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之《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历数母亲懐胎及养育之“十大恩德”,重庆大足宝鼎山宋代石窟又演为大型造像,广为传播,足证释徒已完全承认中土之观念,而絶口不言其天竺原教旨中之“无父无君”之说也。就大原因而言,未尝不是延续四百年之“三教论衡”的副产品和大收煞。 欧阳修《归田録》卷一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不当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颌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 作为韩愈精神上的传人,欧阳修的这段记载不无弦外之音。赵匡胤作为俗世的最高统治者,赞寜作为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在“拜与不拜”上达成了默契,而且终於开创了後世制度。赞寜是《宋高僧传》的编纂者,与编纂《高僧传》的唐代道宣亦适成先後。他的“语类俳优”,也是深知时与势移,有意在不经意处化解儒、释两家多年的矛盾焦点,同时为“三教论衡”的公案作一了结。 佛教这种妥协的倾向,实际上始於中唐。据载,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辰,皇帝诞日御麟德殿,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始若矛盾,卒而同归於善。鉴虚云:“玄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伽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算是承认多年混战以後,三教打成了平手。可见赵匡胤是在明知故问,而赞宁所答“适会上意”,“微笑颌之”云云,也分明是在作秀。此後南宋还有一则类似的插曲,据如惺《高僧集》四集卷一《若讷传》载,宋高宗幸上竺寺,问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讷对:“不拜则各自称尊,拜之递相恭敬。”钱钟书谓此即“禅人之“出语尽双”,与仕宦之依违“两端”(double-think, double-talk),乃语言眷属也。”[17] 这个问答与赞宁答词在精神上自然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北宋历代帝王,尤其是太宗、真宗和徽宗大力扶持道教之後,这一场面所以会重新搬演,或者说同一命题何以在南宋初又重新提出,也有政治上的原由。若讷的回答则明显划分出释家与俗家的殄域,隐然有分庭抗礼的意味。盖缘此时释徒也在同时而更加佞佛的辽、西夏和金等民族中找足自信,再用不着以“现在佛”来巴结宋主了。这也正是欧阳修等儒士所以要著《正统论》,而王钦若等“道士宰相”所以要降天书,以明“神道设教”的关照所在,分明又是三教斗法的新版本,另话不表。 至於宋元话本,则显然本三教圆融之旨趣。按下不表。
馀论 陈寅恪氏在六十年前即指出: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後,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事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於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於歇绝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本文主旨,亦在说此。 1996.4.於京西卧看山室,略有增补
附:历史上的“三教论衡” 朝代 帝号 年代年号 公元 事纪
北魏 孝明帝 正光元年 520 敕清通观道士姜斌与释昙谟最於朝廷辩论佛道二教先後,斌败,配徙马邑。 北齐 文宣帝 天保六年 555 九月,敕召诸沙门与道士辩对,以决二教优劣。道士败,敕道士“削髪为僧”,遂使“齐境国无两信”。 北周 武帝 天和四年 569 二月,帝临大德殿,集百官、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馀人,皇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後,道教最上。 武帝 天和五年 570 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之论,以为伤蠹道法,即於殿庭焚荡。 建德二年 573 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後。 建德三年 574 五月,诏僧道大集京师,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 隋 文帝 开皇三年 583 帝於道坛见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集沙门道士共议,又敕朝官威、杨素等详议奏闻。释彦悰因作《辨道论》斥“老子化胡说”。 开皇九年 589 李士谦论三教优劣,以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 炀帝 大业二年 606 诏令沙门致敬王者,沙门明瞻等抗诏不从,乃止。 大业四年 608 始平令杨弘集道士名儒入智藏寺,三教论议。 唐 高祖 武德四年 621 傅奕上书请废僧尼,减塔寺,以佛教“剥削民财,截割国贮”,危害国家。帝纳之,下诏问沙门出家损益。 武德五年 622 释法琳上太子建成启,并启秦王世民,力斥傅奕。 武德七年 624 帝临国子学释典,令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 武德八年 625 帝幸国学,下诏叙三教先後,老先,孔次,释末。 太宗 贞观五年 631 诏僧道致敬父母。 贞观七年 633 令僧道停致敬父母。 贞观十一年 637 诏令“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道士女冠今後斋行供行立讲论,皆应在僧尼之前。诏下,沙门智实,法琳等诣阙上表力争,太宗令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饮气还,智实不服,遭杖责放还。 贞观十二年 638 皇太子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於弘文殿论议。 贞观十三年 639 道士秦士英奏沙门法琳著论毁谤皇宗,敕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琮、司空毛明素等勘问,流法琳益州,行至中途卒。傅奕卒。临终戒其子勿读佛书,谓佛教为“妖胡乱华”。又集魏晋以来驳佛者为《高识传》10卷行世。 贞观二十一年 647 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义表告以中国未有佛法以前已有圣人说道,王请译为梵言,乃命玄奘法师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馀人集五通观翻《老子》五千言为梵言。奘与蔡、成颇多争论。 高宗 显庆二年 657 诏僧道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显庆三年 658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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