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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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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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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文长不録。晚唐僧人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六亦有同注，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第五册。惟文言成分较浓，显系删简前说而来。又晚唐人陈盖《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四部丛刊三编》）则又添枝加叶，增添了道家气味，且为後世讲史者所本。
佛教的这种说法显然与陈《志》及裴注有异，或是在此前民间传说尚有异辞，此说显系据俚巷传闻而来。当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卷五《内篇·采撰》称：“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於行路，传之於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滨，《晋史》称其呕血而死；魏君崩於马圈，《齐书》云中矢而亡。”已明言当时有关诸葛亮的俚巷传闻说法很多。
佛教著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与佛学毫无关联，倒充满儒家君臣相敬和道家巫术味道的故事，应当是在儒道佛三教论辩中用通俗形式引证故事及注疏戒律，既扩大了影响，又迎合了贞观开元时的求贤政策。[14] 连西域胡僧频来中土，亦学会附会三国故事以化缘。可参观唐张读《宣室记》卷之九（《宋高僧传》卷十九《唐西域亡名传》亦载，文字略有增饰）记载之“胡僧谓韦皋为诸葛武侯後身”事：
“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干陀色缦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於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舁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於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於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使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
则西域释氏须藉中国本土人物故事游说豪门，以邀结权势青睐之神态毕现。此後俗讲之内容发生本土化的变化，自是情理中事。
三教冲突磨合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宋明理学“三教圆融”的格局。这种风气初唐已露端倪，如《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云：
“七岁就学，日诵千馀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畴也。”
《宋高僧传·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还有具体故事，：
“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久。时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有老人夜诣宣求救，颇形仓卒之状，曰：‘弟子即昆明池龙也。时之无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曰：‘吾无能救尔，尔可急求孙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诉再三，云：‘宣律师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尔。’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许辄传，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选，捧方而至。邈曰：‘尔速还，勿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涨，数日溢岸，胡僧数将尽矣，无能为也。”[15]
孙思邈为後世道教崇奉之医仙，道宣索要之“昆明池龙宫仙方”，亦分明道家者言。可知在宋时释徒记载中，“远来的和尚（西域胡僧）”念经，已未必那么灵光了。又《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
“释皎然。字昼，姓谢氏，长城人，康乐侯十世孙也。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初脱羁绊，渐加染削。登戒於灵隐戒坛守直律师边，听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咏性情，所谓通其微矣。文章隽丽，当时号为“佛门伟器”哉。後博访名山，法席罕无不登听者。然其兼攻并进，子书经史，各臻其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相国于公岫、颜鲁公真卿命裨赞《韵海》二十馀卷。好为《五杂俎篇》，用意奇险，实不忝江南谢之远裔……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时贵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来过旧草堂。余亦当时及门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交儒访道，俨然性情中人，而称“佛门伟器”者，已证明所传之教纯然为中国佛教了，其人所以能以《诗式》著称後世，正为此耳。
八，“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
治近代史学者讨论中国何以落於西方之後问题时，每究疑於晚明以来西方天主教士开始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何以中断，造衅之“仪礼之争”责任为谁时，多勇於“自我批评”，且广为散扬。按耶稣会士与多明我、方济各会的教派争端，及康熙与教宗克莱孟特十一世所争之“仪礼”，即中国教徒拜孔祭祖之当否事，可参法国人士Isabel et jean-Louis Vissiée及Etiemblle等的论文（耿升编译，巴蜀书社1993年版《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及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六章等。甚至1764年法国国会议决，1773年教宗通谕解散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还保留着一个耶稣会士中心，即中国的传教士们”，并保留他们的全部财产，补偿岁入，其中一些人被逐出教会後终老华夏。该事是非甚明，此不枝蔓。其实佛教西来，渐而独盛之际，未必没有类似冲突，虽时与势移，不能简单比附，但略作回顾，未始无益。
陈寅恪曰：
“支那佛教信徒，关於君臣父子之观念，後虽同化，当其初期，未尝无高僧大德，不顾一切忌讳，公然出而辩护其教中无父无君之说者。”“佛法之入中国，其教义中实有与此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如东晋至初唐二百数十年间，“沙门不应拜俗”及“沙门不敬王者”等说见於彦悰六卷之书者。唐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义》皆以委婉之词否认此土君臣父子二伦之议论，然降於当世，国家颁布之法典，即有沙门应拜俗之条文（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及清律卷十七《礼律仪制僧道拜父母条》）。僧徒改订之规律，如禅宗重修之《百丈清规》，其首次二篇，乃颂祷崇奉君主之《祝厘章》及《报恩章》，供养佛祖之《报恩章》转居在後。夫僧徒戒本本从释伽部族共和国之法制蜕蝉而来，今竟数典忘祖，轻重倒置，至於斯极。橘迁地而变枳，吾民族同化力可谓大矣。”（《〈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
实际上，在佛徒是否应当遵从世俗社会儒家礼仪上，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晋成帝时庾冰主政，就主张沙门应跪拜皇帝。恒玄和宋孝武帝也曾先後诏令沙门拜王者，但宋废帝又废除了这道诏令，齐梁陈三代遂让释徒无所顾忌。初唐旧事重提，夹杂政权交替，南朝贵族以佞佛为名，拒絶与新政权合作，矛盾开始加剧，如《旧唐书》陆叁《萧瑀传》记叙，略云：
“瑀字时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岿，明帝。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太宗以瑀好佛道，尝赍绣佛像一座，并绣瑀形状於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论之服焉。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踵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对群臣吐言，而取舍相违，心不能平。瑀寻称足疾，时诣朝堂，又不入见。太宗谓侍臣曰：“瑀岂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诏曰：“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敝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在释门，简文锐意於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佛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正邪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概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虽然李世民送像送经，加意笼络，但萧瑀身为前朝国储，“时诣朝堂，又不入见”，摆明是借佛徒之名，不拜新君，惹恼唐太宗，放逐了事。而太宗诏令中对於梁朝举国佞佛而致覆亡的理论批判，倒是相当尖鋭严厉的。又释彦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载有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壹叁作二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略云：
“至於佛教之道，甚於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於闾里，终风靡於朝廷。遂使异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反，於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後，齐供行立。至於讲论，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於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
显然是正式贬抑释徒，树立新统的重大举动。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他的儿子唐高宗企图再接再厉，进一步颁布了《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云：
“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极尊之地，不事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宸。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以宣礼，俾以名教，被兹真俗，而獭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寺详议奏闻。”
李治为了显示不偏不倚，还特地把道教带上一笔，作为陪衬。但佛徒依然不肯就范，反而乘势组织反扑。道宣[16]等僧为了抗拒此诏，不仅“使京邑僧等二百馀人往蓬莱宫伸表，上请左右相，云：“录令详议，拜不拜未可定，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与谋议，共陈启状。”召集人众中包括雍州牧、荣国夫人杨氏（帝后之姊，佛徒）、诸宰辅等，并引《梵网经》、《涅槃经》、《四分律》、《本行经》等，不依不饶，备述“出家人法不礼拜国王、父母、六亲，亦不敬事鬼神”等，来与诏书对抗――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馀人揔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馀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故事，以伸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义谓诸沙门曰：“敕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法传通帝代既远，下敕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理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时司理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後。令主事大读迄，遂依位署人，将太半，左肃机崔馀庆曰：“敕令司别立议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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