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之情事与《莺莺传》有相同者。（主要以《春晓》、《梦游春七十韵》、《古决绝词》为例）如果我们对文本多加留意，将发现尹先生这几条理由其实不足成立。首先，崔母与元稹之母同姓，并不一定就能跟元稹本身扯上关系，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将不难发现唐时传奇多喜用五姓，《李娃传》是郑生与李娃的故事；《霍小玉传》李生另娶卢氏；《任氏传》、《枕中记》、《柳毅传》、《游仙窟》等等篇幅都与五姓有关，如此情形，一姓之同如何就能成为“元稹自寓”的证据？其次，有什么理由和证据能证明三为二之误，二十二岁的元稹就是二十三岁的张生。再其次，如笔者前文所述，元既更姓为张以避就，那么怎能将自己的行踪与此事件时间地点一一如实道来？其实不管元稹是否与张生同岁，是否同年结婚，是否曾仕于河中府。如果元稹真是托张生以自寓，那么故事发生的地点绝不在蒲州普救寺，时间绝不是他仕于河中府的时候。原因之一就是他既避就则不能如实述说行踪，原因之二更简单，如果他公职在身，焉能寓居于寺庙之中日日与一身份不明的女子厮混。如果元稹不是托张生以自寓，那么这些行踪考订更是无稽。至于尹先生奉为铁证的元稹艳诗之情事（亦为王性之、陈寅恪先生津津乐道），乍看去也确乎有些相同，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字的相互联系功能所致吧，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批读，将发现其诗与众人所标榜的“元稹自寓”根本就是两回事。现在试以几首诗为例略作分析：
其《梦游春七十韵》之“未敢上阶行，频移曲池步。”与“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写尽了其入梦之初“爱而不敢爱”与梦醒之后“可望不可及”的心理，这哪一点象那个始乱终弃的张生。
《赠双文》（王、陈二位所提）一诗，标题中之双文是否就是传奇中之莺莺，其实并无实据，仅仅只是王性之认为莺莺二字为复字，当就是其诗中之双文。而此诗所描绘的实则是一个娇憨痴顽，舞姿美妙的女子，与传奇中那个时而“端服严容”、时而“娇羞融冶”、时而“恭貌怡声”的被弃女子相去何止千里万里。
其《古决绝词》也未必就与崔莺莺有什么关系。吴伟斌就在《“元稹薄幸说”驳议》中指出：《古决绝词三首》所云，是原先相恋的一对青年男女，因男方的猜疑薄情，最终决绝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与元稹的《古题乐府十九首》中的《忆远曲》、《织妇词》、《田家词》等篇，旨意相同，同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之作，所刺即世人中薄情寡义之举。既然如此，《古决绝词》与元稹的薄幸与否就根本扯连不到一起。
五、程国赋《论元稹的小说创作及其婚外恋——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程国赋先生同样力挺“元稹自寓说”，他的理由有二：
（一），唐代小说家、评论家受到史学家“实录”的影响，注重真实原则。
（二），自宋代以来，历代学者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证据。
这两条理由似乎头头是道，但其实失之过偏。首先，虽说唐代小说家受到史学家实录影响不假，但他们受到俗讲、变文、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影响更不假，小说最初本就是街谈巷语，虚者为多，实者为少。应该说小说与小说的虚构功能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受重视，但这并不表示小说就成了“实录”，况且至唐代这种情况大有变化，文人们争相作意好奇，有意虚构。如果非要用这么一个理由断定《莺莺传》为实录，那么，请问唐代那么多的传奇，有多少出于实录呢？其次，自宋代以来，虽有大量学者赞成“元稹自寓说”，但真正提供“大量而有力证据”的仅王铚、陈寅恪二人而已，余皆仅有结论式的三言两语，而且王、陈二位的证据虽多但并非“有力”，稍加推敲，便觉矛盾重重。试问这样的理由怎么能够成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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