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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 —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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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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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感怀诗，风格“俗”、“奇”互见，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热情和放旷情怀。孟郊从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十年经历了漫游、应试、为漂阳尉及辞官等人生转变，却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终，所以其诗“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风洋溢其中，从而引导了韩孟一派的创作风气。而李益则自建中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从军，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带。这二十余年是李益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创作了数十首悲壮苍凉的优秀边塞诗和多首清新优美的描写江淮风光和反映南国风情的动人诗篇，诗风刚柔相济。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这里，“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历史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这就是“荡”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内涵。这是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诗风之间必然要经历的重要阶段。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无论是“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李泽厚认为，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门阀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开拓世俗化，在文艺美学领域贵族气派也随之逐渐让位于世俗风度川。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远离名攻利夺之地，对于民间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亲近，这既与他的出身有关，也是受当时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类主张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响的结果(当时许多的方外诗人如秦系、于鹊、刘方平、皎然等人都是这样)。就李益而言，虽然出身陇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辈那一代已经门柞衰微，他早年又长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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