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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 —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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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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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在顾况的诗集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的顾况替秀才续诗的那则轶事，尤其可见顾况诗风理俗放诞的一面。这种理俗气息在卢纶诗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许学夷对他的《与张摧对酌》有“读之诚欲呕吐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王评事验马花烛诗》以及《送道士》也有“颇涉俗格”之评。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而在上述李益的几首妇女诗中，民歌风味也是很浓郁的，“殊有汉魏乐府之遗’。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人们对国家、社会甚至对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漠然。他们的心态从总体上讲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代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好转，诗人们开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尽管现实还并不算美好;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尽管人生还有很多的不如意。顾况虽然被目为方外诗人，但他对世俗生活却充满热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融人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满怀热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痴迷地构建自己瑰丽迷人的艺术世界。他为人绝不为名疆利锁所束缚，相反，活得很张扬、很痛快。且看作为诗人兼画家的顾况在作画时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李益从军边塞近二十年，边睡大漠的偏远荒凉，军旅生涯的奔波艰险并没有使他为国靖边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有丝毫的消磨。“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邻宁留别》)，正是李益的热诚自白。孟郊长年饥寒交迫，厄运相仍，但他的心底还是热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爱恋妻子(《结爱》)，痛悼夭子(《杏荡》)，牵挂兄弟(《忆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贞元时代诗人们心头的种种热情，反映到创作中来，便是顾况诗之放旷，孟郊诗之冷硬，李益边塞诗之悲慨。究其实，这放旷，这冷硬，这悲慨，皆是诗人们各自生活热情的不同表现罢了。而这种种创作热情的进一步生发，则开启了此后元和时代孟、韩、元、白、刘、柳、长吉诸人千帆竞渡各逞诗才的兴盛局面。 最后，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歌审美趣味“由平转奇”。蒋寅指出:“大历诗人有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个性平淡。”仁川换句话说，大历诗人的生活是比较低调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贞元时代的诗人们则力图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为张扬，更有个性。顾况思想深受道教和禅宗的影响，为人狂放不羁。早在大历时代就与被流放江南的放达之士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建中末，顾况人韩混幕，主要是因为与幕主及僚友戴篙、张符等在艺术(主要是绘画)趣味方面的投合。贞元五年，当柳浑举欲荐他人朝为校书郎时，他竟以“此身还是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顾况《答柳相公》)狂诞诗句相辞。虽然对于这个为人艳羡的清望之职始辞终受，但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不自检束，终因“作《海鸥咏》嘲消权贵帕3口，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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