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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 —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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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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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后，顾况彻底脱离官场，人茅山为道士，寿近期颐。由此可见，顾况是一个莱鹜不驯的“狂生”(顾况曾多次如此自称)，一个无功无名的奇士。与顾况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与“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贫寒;而“直”主要是指诗人甘于这种贫寒生活的寒士风范。他幼年丧父，生活窘困，屡试不第，至贞元十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五十二岁始为漂阳县尉。在任上仍以游览赋诗为务，出薪傣之半请人代理曹务，终因贫困至极而辞职。此后他又有丧子之痛，最终在六十四岁时暴病而卒。其实，穷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孟郊正道直行、视富贵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关。在《伤时》一诗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穷之志:“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贵莫相笑。”在黄缘攀附成风的中唐时代，孟郊这种古直高洁的品性是难能可贵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对孟郊的为人仍然满怀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匕’‘〕与顾况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调是“刚”。李益性情之“刚”主要表现在他北上边塞、“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的人生选择上。李益五度从军，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不要说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中也极为少见，而这恰恰凸显了他勇武坚毅的襟怀。
诗人们个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审美趣味上也发生了由平到奇的转变。贞元诗风之奇，首先表现在顾况诗歌的奇幻上。顾况之诗从形式上讲以古诗和歌行为最多，这类诗体限制最少，最易表现放旷不羁的情怀;从题材内容上讲，顾况写得最好的是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咏怀诗，诗中多表现他对艺术的钟爱，对自然的阪依，对尘世的唱叹，以及对神仙缥缈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荡的内容配以最少约束的形式真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过人，笔致纵横，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这些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韩门弟子皇甫提对顾诗所作的“偏于逸歌长句，骏发掉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的评价，并非虚誉。贞元诗风之奇，同时表现在李益边塞诗的悲壮上。正如苏雪林所指出的大历诗歌可以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而从建中初到贞元末，李益在边幕中陆续创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边塞诗。尽管诗中的情调不如盛唐边塞诗那样高昂，但却掩不住凛凛的阳刚之气。贞元诗风之奇，还表现在孟郊诗作的怪诞上。孟诗在内容上多写某些极端的事物，如寒冷、饥饿、疾病等等。诗人这种以丑为美挑战传统的审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穷愁潦倒、厄运相仍的生平遭际所造成的。他选择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惧的事物作为吟咏对象，“企图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给予否定，从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同时，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异、荒诞、突兀的形象和画面，使读者震惊;震惊之余，使读者在回味中思考这些形象和画面所留下来的哲学因素。”与此相应，孟诗在用词、造句、修辞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态之处。总括来讲，李益诗风的悲慨是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新变;顾况诗风的奇幻是对李白诗歌飘逸气息的发展;孟郊诗歌之怪诞则比顾况更进一步，直接开启了元和诗坛的尚怪诗风。
综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贞元时代，诗人们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较之大历时代更为密切，下层生活的体验也就更为深广。这无疑会激发出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生命热情和饱满的艺术活力，并促使他们创作出或放旷或悲壮或怪诞的元气充沛的优秀诗篇，不但成为从大历向元和过渡的诗史纽带，同时也呈现出贞元诗坛自身疏荡奇崛的独特风貌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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