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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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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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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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