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清初顺、康两朝人诗集，逐一研究，“作为题识”，以诗证史，后将历年所撰“识语”编为《清诗纪事初编》，于其去世前一年(1959)定稿，1965年出版。邓氏在《初编序》中表白自己所撰《清诗纪事》与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的用心之不同：“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今之采摭，但已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故邓氏所录之诗、所纪之事均为关乎国家兴亡、民生疾苦的大事，可目之为“诗史”。
与此同时，陈寅恪(1890—1969)先生致力于以“诗史互证”之法研究唐诗。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文学不仅是文学”。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艺术、美学与理论的文本，而更应看作是社会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辐集：社会风俗、道德伦理、宗教习尚、文物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等事件的综合文本。诗歌自然也在他的这一视域之内，诗更无例外。陈寅恪以史学家的身份介入唐诗领域，其研究方法通常被归结为“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或者叫作“诗史互证”。但不同于传统学人单纯征引时事以推考诗篇作意，他所理解的“史”是广义的，除政治事件外，还将各种社会制度、道德风尚、行为习俗以及精神文化现象都包容在内，于是“诗史互证”便成为文学与整个时代生活交互联系的立体建构。同其他运用“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学者相比，陈寅恪先生的特出之处就在于将这种方法观念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学术体式，一种唐诗学范式。1951年，陈寅恪先生整理出版了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这部书标志着他“以诗证史”的唐诗学研究范式的成熟。
陈寅恪先生研究唐诗，于杜少陵诗、元白诗用力最多。在他看来，“少陵为中国第一等诗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杜诗不仅仅是杜甫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反映，同时又是唐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实录。从杜诗中可以读出唐代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安史之乱、藩镇胡化等的来龙出脉，可以读到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生动的内容以及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纪录。唐代士人生活方式、一般民众的心理愿望等等也是杜诗充分表现的对象。陈寅恪先生对杜诗的解读，着力于发掘杜诗与唐代社会的深刻联系，以诗证史，凸现杜诗的文化品质。
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特色的，乃其所撰《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此书名日“笺证”，却跳出了乾嘉学派只重文句考释的套路，将考辨工作扎实地建立在全面掌握和灵活运用史料的基础之上。如论说元稹艳诗和悼亡诗的章节，从诗中反映的元氏与情人双文、妻室韦丛间的离合关系，结合时人的门第观念，以考证唐代士大夫文人的婚姻选择与仕宦道路；论说自居易的《琵琶行》，从诗人移船听乐的细节，推考唐代倡女地位的低下和新兴进士阶层放荡不拘礼法的生活作风；论说元稹的《连昌宫词》，从诗篇结语“努力庙谟休用兵”以揭示穆宗的“消兵”政策及朝中主战主和之间的政争，皆有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元、白《新乐府》诸篇所作的笺证，更广泛涉及唐代政治、经济、科举、文教、司法、边防、风俗、伦理乃至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佛经翻译等因素对诗歌的多重影响，展现了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为唐诗研究开拓了全方位观照的新鲜视角，意义重大。
“诗史互证”倚重的是史学和史识，它继承了古代诗学“知人论世”的传统，而又在现代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予以改造翻新，由此而开辟出文学研究的康庄大道，便成了现时代学人群趋乐从的途径。其适用范围固然不惟唐诗研究，也适用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研究。
二、关于“诗史互证”的评价
“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诗学方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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