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史互证”的学术范式的批评，最为典型最为直接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钱钟书。1957年，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关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关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己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其后在《谈艺录》的补订中又有：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一言以蔽之，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

　　1970年代，钱钟书在《管锥篇》中也有：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

　　1978年，钱钟书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在会上，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身份，宣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使传统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可注意的两点是：

　　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关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了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

　　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心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理论的需要。

　　钱钟书所讲两点，都集中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紧接着钱钟书以调侃的语气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是陈寅恪在西南联大、香港等地讲授过的一个题目，也是《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详加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都曾讨论过，并非陈寅恪首先提出。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否通过巧妙手段，霸占儿媳，这一严重违反中国伦理教化的问题，同时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中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即《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一史识。应该说，这是一个入题角度小但旨趣关涉甚大的问题。以钱先生的渊博和识见不会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但他似乎有意忽略这一点，将它当作一个反例提出来。

　　从搜集到的这些材料来看，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是“一偏之见”、“不学之失”，在国际会议上公开批评。在钱先生看来，“诗”与“史”的对立是“虚”与“实”、“华词”与“质言”的对立。这一对立显然涉及到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诗是“华言绮语”的“遣兴”“泛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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