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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杂剧创作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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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2 11:3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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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虎头牌))，如第二折[双调·五供养〕套曲中的〔阿那忽][风流体〕〔忽都白][唐兀歹7等。明代何良俊曾说:,a李直夫《虎头牌》杂剧十七换头(即〔双调·五供养」套曲)……在双调中别是一调，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擎7〔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2)周德清《中原音韵》还说:“且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可见，这些曲子不仅是女真族乐曲，而且最初是用女真本民族语言来演唱的。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从题材和艺术上都表现出了独特性。
(二)
少数民族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它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它与当时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民族特质有关。
北宋以来，西、北各部少数民族迅速崛起，对处于腐朽状态的封建王朝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但是，面对一个文化上远远先进于自己的民族，他们在战胜之后该采取何种措施进行统治并继续生存呢?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被征服者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4)事实正是这样，金元统治者们，一方面怕被汉化，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向汉族学习。对蒙元统治者来说，他们不但建立起一套明显汉化的统治制度，而且设立了国子监学、回回国子学、蒙古子学等让各族学生学习汉文化中的传统经史。这样，正如元人戴良所说:“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克温、回回、吐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其沐洪休光，沾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日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皆亏马而事诗书。”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一批少数民族元曲作家出现了。而就杂剧作家来说，其对汉文化的学习、运用则鲜明体现在了对前代题材的继承和发展上。
文化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在少数民族作家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他们也从其民族性出发展示了各民自族文化的独特气质、品性和风格。从前面的叙述可以得知，少数民族杂剧作家皆属本色一派，这与其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曾说少数民族歌曲“其言至理”，甚至连元宫廷乐舞都“撰词实腔，又皆鄙但”，这样，即使是熟谙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本民族的语言融汇进去，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坛上几千年来的雅文化主流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改变。这样，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入，促进了元杂剧中本色一派的出现。
与先进的中原地带相比，处于落后状态的女真、蒙古等族，生活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大草原，过着逐水而居、逐草而栖的游牧生活，不停地与来自各方面的灾害做斗争，从而形成了他们尚武的习俗和粗犷、豪放、勇猛、刚毅、质朴的性格。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相对落后，在道德文化上他们不但没有形成一套如汉民族一样对人们要求严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法制度，而且还对其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这些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杂剧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拘格套使杨景贤敢于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向往自由、追求幸福、不拘礼法使石君宝敢于提出“整顿妻纲”;而对本民族生活的热爱则使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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