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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姜贵对申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坚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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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8 11:26: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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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唯一的接触，只是窗子底下巴掌大的一块玻璃。玻璃虽小，却为她提供了全世界。她从小接受传统礼教的熏染，跟自己的小姑说:“做女人省了操心自己的事，不像男人辛苦。出嫁以前，听从父母;出嫁以后，听从丈夫公婆;老了，听从儿子。一辈子都图个现成。这样的福气，男人没有。”④可是她却未有子嗣，她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真熬不过了唯有听从东跨院里那棵大枣树(上吊的意思)。活着没有机会体味生之欢乐，死亡于她反倒是一种解脱，但是她却没有怨尤，稿木死灰般忍受一切，谁让自己命不好呢?《人面·榴花·朝阳》中的媳妇王惜娇命运本来更为悲惨:为冲喜而匆匆忙忙嫁与病危的丈夫，过门当天就从新娘子变为寡妇，成亲几年只出过家门三次，还是为祭奠丈夫。但她也无怨无悔地坚信这是前生的罪孽、今生的宿命。这一类善良懦弱的女性死守着传统社会腐朽的伦理道德，受尽寂寞与凄凉，却还梦想着有一天能“苦尽甘来”，得一块贞节牌坊以“流芳百世”。尽管最后碍于现代读者审美心理的惯性，姜贵为她们安排了命运的转机，但如果不是新思潮影响下社会风气的开放，她们也许只能无可奈何地做封建礼教的殉葬品了。姜贵以冷峻细致的笔触描摹她们柔弱与屈从的生命轨迹，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封建礼教熏下的又一类受害者。海外著名的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毕其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古代自先秦时期即出现了“士”，其社会功能与西方近现代所界定的知识分子非常接近:“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然而，所谓的士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型”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下，数千年来能真正以身作则或发扬光大者寥寥无几。尤其是明清以来，极权政治几乎完全窒息了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活力，使之成为比普通百姓更服帖的顺民。鲁迅先生曾塑造出迁腐可怜的孔乙己形象，激切悲愤地批判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的摧残。姜贵的笔触却更为含蓄蕴藉，《曲巷幽幽))中他用讽刺手法勾勒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假秀才“息三世”:
“这个秀才，他也不真是秀才，他是秀才的孙子。因为物以稀为贵，在人们的口头上，他世袭了。虽是口头世袭，他本人却弄假成真，仿佛他就是真的。五冬六夏，长袍马褂;走起路来，踱着方步;两撇八字胡，道貌岸然，其实他才四十多岁，字也并不识得多少。”
息秀才非常讲究礼教观念，不让家中女眷出门半步，动辄要“乱棍打死”;每天夜爬大枣树窥探隔壁检家(实为娟妓)的动静，冠冕堂皇曰“鉴察人间罪恶”，其实是为满足自己的淫欲;不事生产却偏要装清高、强撑门面……直至房产被人讹占、女儿被人羞辱仍不知觉醒。虽然主人公并非货真价实的秀才，但由此更能见出封建礼教侵人民众心灵之深。对于旧礼教的荒谬可笑、扭曲人性之处，姜贵没有激切直白、声泪俱下地揭露与批判，而是完全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形象种种心口不一、言行举止的错位来自暴其短，莞尔之余令人深思。《曲巷幽幽》依稀可见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影子，虽然，对于传统文化腐朽陈旧层面的批判乃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但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则明显是承袭了晚清讽刺传统的精髓。
姜贵的创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继承了五四先驱者反封建礼教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对所谓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态度又有所保留。经过那个狂飘突进的年代，姜贵对于一个典范失序的社会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他以略带夸张的讽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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