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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乐章集》中人性意识之体现—兼与《花间集》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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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3 12:2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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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欢会，陡然翻成忧戚。”(《浪淘沙》)“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尾犯》)就是面对仕途的选择，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征部乐》)。这里的男子与女子，除去押妓与被玩弄的关系外，更深处却有真情流露。《乐章集》里的男子与女子同样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离的原因归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扰，把男女情感的相思与封建社会的仕途前程结合起来，从而使《乐章集》中的男女关系有了一些新的社会性质;另外，从人性角度来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当丰满，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和感情寄托。特别是，这里的歌妓不再仅仅是作为男子仕宦生涯的调节剂，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对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达:“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决不隐藏心中所怨;这里的男子也不再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与歌妓同命运、共相思，合唱出真挚的爱情来。《花间集》中女子“独倚望江楼”、“肠断白萍洲”的画面，在《乐章集》中叠影而变为男女双方的镜头:“想佳人，妆楼顺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惩凝愁。”(《八声甘州》)变女子的单相思为男女双方的互相思，使一贯作为被玩弄对象的女子有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先生说:评价一个作家，“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卷·题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乐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现男女恋情与情欲，并且写出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关。
宋代统治者历来抑武崇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济时，以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致力于婉约词创作，大胆抒发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创作婉约词之时，正值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已稳步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从宫廷官员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欢宴，风流蕴藉。都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活跃。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适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浓欢无价”的人生哲学。宋初的“杯酒释兵权”更引发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没有轰轰烈烈，也少了许多豪情壮志，只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与“惩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的满足。这是新出现的市民阶层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清明上河图》中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市民们喜冶游，追求浓欢无价，连清明节也都“论阑买花，盈车载酒，白排千金邀妓”(柳永《剔银灯》)。“倾城，寻胜去”(柳永《长寿乐》)。在这样的人生哲学指引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情与欲的追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相对平等也相对开放。宋初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发展，柳永个人境遇的独特性，使他能够率先唱出真挚的情歌。柳永词中的男女不再是封建礼规的工具，而是人的意识初步觉醒的人，柳永因此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面。
同是婉约词，柳永的词绝不同于《花间集》中的婉约词。他在词中抒写人的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规的傲视，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市民文学的先河。封建士大夫们虽对柳永不无微词，但实际上也对柳词颇喜爱。同时代的苏轼曾问人:“我词何如柳七?”(《吹剑录》)又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与鲜于子骏书》)钦羡之情溢于言表。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不得不承认“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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