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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之臣民政治伦理思想管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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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7-19 11:5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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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
概言之，上述诸条论述，明确地显示出不忠于君王是臣僚背离其政治伦理的要害所在。李注《感应篇》对忠君之臣在世俗社会拥有的美好结局与背德之臣所遭受的灾难性后果均做出了“因果报应”的宗教性解释，不管是曹彬、王旦因忠君而家族兴盛，杜衍、范仲淹因忠君而官居显位，还是曹翰因欺君罔上而使自身遭辱、子孙蒙难，都被纳入道教“惩恶扬善”的解释系统，印证着“天道福善而祸淫，神明赏顺而罚逆”的道教伦理价值标准和审判尺度。
当然，李注《感应篇》对臣僚政治伦理的规定除了以忠君为核心外，还包括臣僚应行公恕之道、关切民生、为政清明等政治伦理规定。不过这些规定都是“忠君”核心伦理的逻辑延续，亦是其必然要求。
三
道教之于臣民政治伦理，除了有现世的规劝以外，更是通过“积善成仙，积恶致祸”的控制手段，体现出道教的特色。李注《感应篇》亦是秉承着这一标准及尺度的内在要求，对君主极权的传统社会体制起着维护作用。
《感应篇》卷一开篇借太上之口讲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李注认为一念之间，即分善恶。而有忠君之言行者，即为大善；在善行与恶行的比较中，忠君者占有绝对优势。李注以宋人卫仲达之事，鼓吹忠君之说，兹录于下：
昔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司。冥官吏呈其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而善录才如筋小。官色变，索秤称之，既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地为之动。官乃喜日：“君可出矣。”仲达日：“某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官日：“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其犯也。”仲达日：“然则小轴中所书何事?”官日：“朝廷尝大兴工役，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止之。此谏藁也。”仲达日：“某虽言之，朝廷初不从，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日：“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听从，则君善力何止如是，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尚安得而摄君乎?”
李注《感应篇》在论述善恶之报时，也体现出鲜明的“忠君”政治伦理特色。关于臣民善行所受之福佑，《感应篇》云：“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桔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李注则多以官吏为例，加以诠释。“为臣当忠”被视为善人的首要条件，李注以太宗礼遇大臣李防之事，说明为善者当忠君。李防两在相位，尽忠事君，太宗给予其优宠甚隆，“因上元张灯，太宗命安舆迎之，坐之御榻之侧。手酌御樽，且选果核之珍者赐之。”此外，仁宗朝大臣富弼[注: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签书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临危受命，出辽国，功成而弗居，也被李注大加称道。对于忠君之臣，李注认为自然是“神仙可冀”。宋代很多忠臣，在李注《感应篇》中获得了道教神仙的地位：
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为静居天主；章公文起之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为玉京侍郎；吕公晦之为上帝司纣；韩公琦之主紫府；富公搿之司昆台；王公叟之掌翊圣铁轮；金公三之为佑圣风伯；张公孝基之为嵩山主者；窦公禹均之为洞天真人；乃至欧阳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国[注: 安国市-安国市位于中国河北省中南部。1990年人口36.69万。汉族为主，有回、满、壮、藏、苗、蒙古、土家、白等少数民族 。]之主灵芝；吕公溱之主群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陈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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