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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争看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和文派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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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9-03 10:0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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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注: 简介阿拉伯文Ahirat的意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在现实世界毁灭后永存的彼岸世界。 宗教意义 “信后世”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注: 语出: (1).一齐称道。 汉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於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 汉 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注: 蔡姓是以国为姓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建立蔡国，与兄管叔鲜、弟霍叔处共同监督被封在商朝旧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商遗民，史称”三监”。]《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注: 方伯(方锡滨)，号善隐，自封善隐居士，世界资深易学专家、著名中医养生理论专家。将周易与现代医学、人体经络学、各家掌纹面相之学以及环境建筑之学融会贯通，]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注: 大同市-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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