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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从体验论的角度解析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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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29 12:00: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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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因素的离散，因政治因素造成亲人不能相见的离散，如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台海两岸亲人的不能相见。第二种是因为战争的、种族的迫害等导致的流离失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战争。战争最高潮时全球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有19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期间犹太人的遭遇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第三种是由于个人因素造成的，譬如由于智力欠佳被人拐卖而造成的“生离别”。 在这三种“生别离”中，前两种“生别离”都具有共性，可以引起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共鸣，而第三种“生离别”因为其只存在于个别人中，所以造成的“生别离”看似没有前两种那么深刻，那么悲苦。但就个人而言这种悲苦也是芸芸众生中悲苦的形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看到《行行重行行》，能够引发出笔者诸多感触的原因。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作者开篇连用两个“行”字，中间加一个“重”字，随后紧随两个“行”字。无论是在音韵上，还是在字面上，都能给读者以反复迂回之感。虽然此诗创作于千年之前，但是这种“悲莫悲兮生离别”的感觉仍然延绵不断。有人说这首诗是一首怨妇思夫之诗，笔者感觉这样定义这首诗的主题有些狭隘。也许从字面意思来说确实是为送别丈夫，满怀闺怨之妇所写，但是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文本存在于一个多维空间之中，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写作相互交织、结合、争执和对抗，文本即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共同构成文本整体的存在状况。这样，单一文本就成为开放的、具有多重含义的互文本，这种文本的多重意义最终汇聚在读者的阅读之中，读者构成了写作的所有引证部分得以驻足的空间。因此，对文本的整体性的阐发不存在于它的起因（作者）之中，而存在于它的目的性（读者）中”，后结构主义把“作者”埋进了坟墓，解放了“读者”。“一千个读者，一千个汉姆雷特。”因为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经历和修养不同，所以对于“行行重行行”这首古诗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篇文章的意义的确立不再是研究和探讨“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性格的集合体，而是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来揭示文本中的间隙和不确定因素。因笔者个人经历中有一段难以割舍的记忆直接影响了对这篇诗歌的理解，所以笔者对于“生别离”和“各在天一涯”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二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已经由一个童心未泯，懵懵懂懂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大人[注: 大人是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daren]。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月高星繁之时，都会想起“相隔天涯”的母亲和妹妹。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应该由于过度伤悲，不在人世了吧，妹妹应该嫁人了吧。她们生活的怎么样呢？有时候想也许在火车站，也许在商场，也许在笔者出差的时候，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不过由于多年未见不认识罢了。“生别离”三个字写的真是悲怆，笔者认为叶嘉莹先生之所以能把“生别离”分析得那么透彻，他肯定经历过比“死别”更令人难忘，更令人无奈的“生别离”。有些“生别离”可以避免，有些“生别离”却是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所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之于笔者的感受是：生命中有许多种“生别离”，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失去了感受古人“生别离”的基础。不过有一种“生别离”还是能够使我们与古人站在同一感情基础上，品味“生别离”。那就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外在力量而造成的亲人之间的分离而且不知对方的生死。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李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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