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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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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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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将《圣谕六言》与《乡约》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加强“劝善规过”的教化作用，应当说这是阳明的首创。只是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没有直接点出《圣谕六言》之名，到了他的弟子王艮那里，便直言不讳地宣称：“钦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为先，诚万世之至训也”。
心斋之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王栋、颜均、罗汝芳[注: 个人简介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学业者称为近溪先生，江西南城泅石溪(今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浙中王门的周汝登[注: 姓名周汝登 简介［明］（公元一五九二年前后在世）字继元，又字海门，嵊县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前后在世。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进士。]、北方王门的尤时熙等人也非常关注《圣谕六言》对于道德劝善、社会治理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而在早期的王门讲学运动中，也有不少心学家特别关注《圣谕》的重要性。 在心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思想动向值得关注。依我所见，阳明的致良知教最终必然落实在社会层面上的道德劝善，而他所倡导的以“乡约”治理基层社会、重整乡村秩序便是其劝善思想的具体落实。 事实上，到了明代末年，对《圣谕》的重视已经不是个别心学思想家的兴趣爱好，而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例如即便对心学末流有严厉批评的高攀龙也毫不讳言地指出诵读《圣谕》较诸“诵经”更能促进人们迁善改过：“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令人注目的是，高攀龙的这段话是作为“家训”二十一条之一，令其高氏子孙必须世代遵守的教条。
至于《圣谕》的通俗解说书，在晚明更是到了洪水泛滥的地步，而且不仅仅是将《圣谕》与《乡约》相结合，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将律法及报应思想融入其中。例如，隆庆辛未(1571)进士方扬于万历年间担任随州州守期间，撰有《乡约示》一文，主张在讲乡约时，应结合《圣谕》，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可以辅助《为善阴骘》之类的宣扬果报思想的劝善书，以“利害并陈，祸福具列”的方式向民众进行宣讲。
二
话题再回到《南赣乡约》。上面提到《南赣乡约》设立“彰善”、“纠过”二簿，这说明阳明在讲求“迁善”的同时，还注重“改过”，其中阳明提到了一个观念，涉及“迁善改过”的行为依据问题，值得注意，其云：
每当“乡约”举会之日，由约长带头，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如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表面看来，这里讲述的是举行“乡约”之会的仪式问题，其实这当中令人注目的是“神明诛殛”这句誓言，因为在这句誓言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要观念：人的善恶行为必由“神明”作出最后审判。所以，凡是加入“乡约”之人都必须作出庄重的许诺：对自己的善恶行为不能有丝毫隐瞒，而且还必须对神明发誓。这个说法已经含有善恶报应必由神明主之的涵义。用阳明的另一说法，又叫做“鬼神阴相之”或“鬼神阴殛之”，他在《谕俗四条》中便这样说道：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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