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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阳明心学与劝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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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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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之”、“殛之”，实即“善报”、“恶报”之意，所谓“余庆”、“余殃”，不用说，这是出自《易传》，反映的是“善恶报应”的一种思想。
关于《谕俗四条》，这里须略赘几句。从文献学上说，《谕俗》属“谕俗文”，这类文献的出现可上溯至唐代，如《大唐诏令集》卷110记载了数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谕俗文》，然而由地方官员的儒家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亲自制作发布这类公文，则始于北宋而盛行于南宋，如北宋陈襄于皇佑年间(1049—1053)发布《劝谕文》便是开端；至南宋朱熹不仅为其作注，而且亲自撰有名文《告南康榜文》，而那位自称喜刻“善书”的朱学传人真德秀[注: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更是擅长此道，此不具述。要之，那些“谕俗文”虽以维护乡村秩序、家庭伦理为核心内容，其中并未以善恶报应作为主要观念，但其中所突出的道德伦理诉求仍是十分强烈的，在这一点上，与后来流行的“善书”又有相通之处。到了阳明那里，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有必要将“余庆余殃”等报应观念与家族伦理的诉求结合起来，一并容纳进《谕俗文》当中，从而使得《谕俗文》也带有了《劝善书》的味道。
很显然，阳明作为一位儒学大师，在他的文字中竟然也有善恶相报的观念表述，这引起了后世的一些善书思想家的极大关注，例如刊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胡宗洵编《省身集要》卷4“善恶类”，便全文收录了阳明《谕俗四条》的上述文字。另一部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9)的林有麟[注: 简介 林有麟［明］字仁甫，号衷斋，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善山水，妍雅茂密，可追来人。 作品 著素园石谱，有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自序。]编《法教佩珠》，虽未引用上述阳明之言，却转引了阳明的另一个说法，其云：“阳明先生曰：为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归身后福，取报若市道然，吾实耻之。使无祸福报应，善可不为耶?”按，《法教佩珠》之特色在于大讲祸福报应，据《四库全书[注: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总目提要》所言，该书纂于万历甲寅(1614)，杂糅先儒格言与释道果报之说而成，观书中之语，知非虚言。然其所引阳明语，经查《王阳明全集》的电子版，未见出处，或许阳明另有佚文，亦未可知。不过，细按阳明所言，他在这里表明的观点实是反对祸福报应的，他主张行善不当为“身后福”所计，亦非为“取报”所计，否则道德行为便犹如“市道然”。这个说法与上述“鬼神阴相”、“鬼神阴殛”之说有所不同，引人注目，以下稍作分析。
先从“市道”一词说起。这个词是有由来的，它的原意是指商业性的交易行为。在汉代刘向《说苑》中曾出现这个词，用来讨论报恩行为如何成为政治运作之基础的问题，其曰：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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