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宜连和，以伐其交。俄人远来，专恃日本为后路，宜速与联络，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

之，但得彼国中立，两不相助，俄势自阻。

张之洞的这一时期的外交主张(包括他的日本观)集中反映在他的《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中。该折的核心思想是“联日本以伐交”、“使彼中立，不助俄势”，其策略是中日商务谈判与琉球主权争论分离，姑且概括为“政经分离”：

所云联日本者，专指商务。且必可允者方允，与球事无涉也。既允商务，则必与之立约。中俄有

衅，彼不得助俄为寇济饷屯兵，非无故而曲徇其请也。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秦西诸族腐集，中华加

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溉]东洋，而借此可以联唇齿之欢，

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

张之洞提出以上观点也是基于他塞防重于海防、朝鲜重于琉球的认识。他认为，如果让“法踞越南，英袭缅廊，俄吞朝鲜，数年之后，屏藩尽失。他国犹缓也，朝鲜一为俄有，则奉、吉两省患在肘腋之间，登莱一道，永无解甲之日矣”。针对“俄事扰扰，将及一年，庙堂无欲战之心，将相无决战之策”的局面，他提出首先应避免国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故与俄战，则不得不与倭和；与俄和，则不妨与倭战，此谋国不易之策也”，又基于他对日本的轻视，认为倭不可畏，但可贿，可以操控。因此他主张先俄后倭，对日本：“以饵贪求，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与立不得助俄之约。俄事既定，然后与之理论。感之以推广商务之仁，折之以兴灭继绝之义，断不敢轻与我绝，设必不复球，则撤回使臣，闭关绝市。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Iml卜72

张之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一方面轻视日本，故说“夫抚俄犹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场、派系倾向、情感倾向，即支持左宗棠[注: 左宗棠（1812-1885），清代著名政治家。湖南湘阴人。清朝军政重臣。道光十二年中举，后三试春官不第。太平天国军起，历赞张亮基、骆秉章幕，参与镇压太平军，由曾国藩保举，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及其塞防派，对抗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所以他批评“海防”派及其海防观：

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慑日本者以慑外洋各国，计孰有便于此者。徜此举再误，则中国安

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师跨海，捣横滨，夺长崎，扫神户，臣雅不欲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绝

市以困之，此亦平实而甚易行者矣。

毕竟，张之洞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能够随着时局的变化、学习的进步而与时俱进，他后来显然也认识到自己的主张不免“顾此失彼”，于是马上作了修改。光绪六年十月初一日，张之洞在《台防重要敬举人才片》中提出的主张就显得比以前的书生之言务实得多，认识到对日本不可太轻视，“夫日本灭球，乃垂涎台湾之渐”，于是积极督促朝廷加强台湾的防务，“为保台湾计，为保闽省计，此亦不可缓者也。惟望宸断，早为决计施行”uJ 72用心委任大将加以提防。在光绪七年七月初五日的《疆寄虚悬请早处置折》中，主张启用彭玉麟等镇守东南，以期“日本闻之，必且悚惧改图，就我范围”。在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集重臣筹议急务折》中则警告朝廷“御侮豫防”：

日本自球案梗议，使臣遽归，目前相持未定，虽闻其饷绌船敞，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