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张之洞的眼中，此时的日本乃“海国”且是小国，海国只争贸易和海权，没有陆权的抱负，小国也难以威胁大国，且小国日本“与中国在利害上无大冲突”，是可以联合的。张之洞此时的立意是“联合弱小对抗强俄”、“以小抗大，以弱敌强”[2J 48。所以在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他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呈的《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提出了“散敌援”的主张，要求朝廷“宜急与英、德、美、澳、日本诸国，开陈曲直，坚立要约，务守公法”

19世纪70、80年代的张之洞之所以忽视日本，主要是受传统思想和教育的影响，在华夷思想的支配下，他心目中的日本只是一个落后弱小的岛国。当然，随着职务的升迁，涉外事务阅历的加深，以及参与洋务，张之洞逐渐抛开了书卷气，其外交观和日本观也在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二、联俄抗日：甲午战争前后张之洞的外交对策

1894年春，中日之战如箭在弦，自认能够担当大任、独挡一面的张之洞更加积极地思考对策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感情上是仇视日本的，因此此时的外交主张和日本观带有感情因素，这也是受前一阶段作为一个清流健将轻视日本的观念所影响。

甲午战争前张之洞积极主张对日本宣战，态度鲜明。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号召抗战并且积极备战，是主战派的重要代表。战争期间，张之洞参与军务，筹划后勤补给，切实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务，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

在此阶段，张之洞也非常重视对日“伐谋”、“伐交”，甲午战争危机期间，张之洞竭力思考奇谋异策，甚至计划到海外“募洋兵一万，令洋将带之，即乘所买兵船，择妥便处会齐，中国派大员数人前往，会同督率，许以重赏，包打日本东京，径赴东洋，直攻横滨、东京”，张之洞本以为此“实为上策”，可立千古不朽之功，其实乃异想天开，此时的英国找不到第二个戈登和洋枪队[注: 简介 又称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华尔（1813～1862年），美国殖民主义者，长期从事海上冒险活动。]了，彼为一国之内战，此为二国交战，外国势力自然会慎重。

1894年底，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的败相均露，东北各省危急，俄国出于自身利益，在外交上开始向中国倾斜，张之洞自然不愿意错过这样的时机，极力争取俄国的干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Et，作为地方大员的他在“致俄京许钦差”的电文中指出：

倭患日深，辽沈危，京畿急，非借强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战，次者武断胁和，如前数年英为俄、土

两国武断定和之事。英忌他国夺东方利，俄亦不愿倭强，志在自得，海口似均可商，但必须饵以重利，

恐须商务、矿务、界务等事于彼有利益，方能相助。闻前数年英有在中国开煤矿之请，祈密向驻德、驻

俄、英公使及俄外部委婉探询，尤望浑沦言之，看其意之所欲何在。

在中日战争以及后期的和谈期间，张之洞一直力倡“借强援”以“胁和”，反对“讲和”。在民族荣誉感、战争失败的耻辱感影响之下，出于对日本正在努力促成的日英同盟的担心，张之洞基于中国“远交近攻”的传统理论，主张远结欧洲强国英国、俄国对抗小国日本。为了促使这一主张付诸实施，他不断发电向中国驻外各使节加以解释，希望他们配合行动。

但由于日本积极和英国妥协，英国难以诱动，从1895年初开始，张之洞不得不把结强援的重点转向与东亚利益关系至深的俄国。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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