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闰五月二十七日上书《密陈结援要策片》中，其中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系统地提出了“立密约以结强援”的“救急要策”，认为与列强之间“若无密约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预”，元以对抗日本的威胁，因此要求朝廷放弃此前的等距离外交政策，“独加亲厚之一二国”，这一国最好选择俄国，因为“今日中国之力，断不能兼与东、西洋各国相抗”，不能不依据“远交近攻之道”。对于选择与俄国“订立密约”的理由，张之洞认为英法德美等国“皆难议此”，而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案，各国争哄，而俄国不与其事；伊犁之约，我国家将十八条全行驳改，而俄国慨然允从。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此论足见张之洞对列强的观察太表面化，至于他“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之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路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毗一l003的期待，更是一厢情愿的自说白话。而国际局势的迅猛发展使得张之洞很快不得不改弦更张。三、结日阻俄：德国强租青岛以后张之洞的策略
1 897年底，德国人借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功劳要挟中国，强租青岛，而此时已经成为中国同盟的俄国却不加劝阻，实际上德国的行动得到了俄国的谅解，此时的俄国与德国正是“三皇同盟”的轴心，已经约定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共进退。更有甚者，俄
国乘德国侵略之际派军舰侵入了旅顺，此举正与德国的举措相呼应。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注: 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 (1859年1月27日——1941年6月4日) ，是末代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从1888年到1918年在位。]还大力鼓吹“黄祸论”，号召欧洲联合起来对抗黄祸，虽然表面上是针对日本的，自然也包括中国，俄皇在这方面也积极支持德国。
自1898年俄国占领旅顺大连以后，张之洞越来越感觉到俄国的不可靠，认识到俄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强援”，尽管俄国在志得意满之后示好于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证明了他这一认识的正确性。而此时的日本，经历“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迫于国际上的孤立，不得不韬光养晦，主动亲近、争取中国实力派人士的认可与接受，尤其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诱导张之洞等人，文化上的Vl号自然是中日“同文同种”。与此同时张之洞随着与日本方面交涉的深入，他的日本观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慢慢由情绪化地敌视日本进入第三阶段，即理性化地重视日本，而对于如何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的主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之洞自己对于日本的认识随着他的阅历增加而转变，毕竟张之洞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张之洞对日本态度的改变还和日本人改变与他交涉的方式密切相关。在汉口租借谈判、“沙市事件”处理中，张之洞充分感受到日本人的粗暴和淫威，但l897年ll月青岛事件以后，前来与张之洞见面的日本人，与以前来中国谈判的日本人代表动辄“以违旨大题要挟恫吓，种种无理”闭，吲5截然不同，表现得相当谦虚、谨慎。这种前倨后恭的改变，使张之洞感受到了日本人所谓的“善意”。
了解中国现实的张之洞，这一时期很重视日本，在文化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师日，甚至看似“亲日”。张之洞此时的联络日本不同于第一阶段，着重在种族方面，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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