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日商议停战，割让台湾之论喧嚣，在英国不为“借巨款，以台作押”的利诱所动之时，张之洞更是借重俄国，希望以此利诱俄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张之洞继续“致俄京许钦差”电，要求他与俄外部密商：

将台湾作押之说能行否，或并许在台开矿，但须约定必为我保台方可。然此仅为一台计，关系尚

小。如再能与商以兵威胁和，令倭人速罢兵，不索割地，不索重费，则中国全局受益。即许以内地他项

利益，如内地开矿与商务、开铁路诸事，或径询俄另有何欲，令其自言。总之，于根本无伤、大局无碍

者，似皆可商。

即使是在割台议定、大势已去之后，张之洞依然不死心，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继续“致俄京许钦差”电，电示许景澄“急速面谒俄皇，沥恳相助”，并表示自己有“为包胥乞秦之举，特以中国大员向未闻有与各国之君通电之事，未敢冒昧” 。张之洞等人的运作的结果，虽然促使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强制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还为此付出了以三千万白银补偿给日本的代价，而且中国还不得不对俄、法、德等给予适当的补偿以酬劳，此事为以后的危机与争端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张之洞的外交主张很大程度上受敌视日本的感情所支配，乃至支持李鸿章与俄国“密约”，联俄抗日，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主权挑起日俄的矛盾，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致俄京许钦差”的电文中就如此明示：

如能劝俄坚持，不准倭干预韩事，不准倭留一兵在韩，倭必不从，即藉此与倭攻占。一经开仗，倭

船必毁，不惟台湾之患可解，中国亦可乘机尽翻全约矣，岂非旋乾转坤转祸为福乎?如俄肯为此，我

即以界务、商务酬之，有何吝惜?新疆西域及松花行轮、陕汉陆路运茶各节，俄从前要求未允，以此饵

之，断无不愿。何不商询外部，指以相助之法，微示以酬谢之意。

与外交策论相映的是张之洞个人在行动上坚决抗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助台湾，并计划以台湾为饵结强援以胁和，而在支持台湾抗日工作失败之后又积极转入与日本商战的筹备工作。这时他依然没有忘记联合俄国及其盟国德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致俄京许钦”的电文传达了沈子培部郎致许电文，指明“倭以商约困华，欲其贫而生乱”，要求许景澄“与俄密商，华倭争商约，两大国宜有公正语，限制倭人”，这实际上也是张之洞的主张。在国内，张之洞亲自指导开展对日的商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在“致上海叶令大庄”一电中指出：“倭约苏杭制造、苏沪行轮，意在夺我丝绸、纱布、小轮之利，我亟宜筹护华商华工之法，以抵倭人。”并且做出了具体的商战部署，体现了他对于日本的敌视和戒备心理。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张之洞便面临和Et本的租界交涉事务。在交涉过程中，张之洞及其下属遭遇了日方代表的恶劣态度，粗暴无礼，甚至蛮横地侮辱中方代表。张之洞为何在此期间自号“抱冰”，此即表明他仇日的心态，抱冰堂是张之洞湖北新军指挥所，显然他在向公众表明他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抱冰就火，励精图治以报日本，以雪国耻。

张之洞此一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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