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阻止蒙古诸部与藏区的过密交往，使蒙古诸部情系北京、倾心内向，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雍和宫改庙后创立了显宗、密宗、综合(杂明扎仓)、医明僧院等“四大经学院”，为蒙古地区培养佛学专门人才。学僧定额80名，其中内蒙古60名，即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6盟每盟10人；外蒙古20名，其中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4部每部5名。①教师则由蒙藏高僧充任。此举使雍和宫成为历史上北京乃至于内地蒙藏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院，尤其是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成为内地重要的佛学学府和培养蒙古佛教人才的中心。同时，此举客观上阻止了蒙古喇嘛到藏地学经及藏地僧人到蒙古传教的情况，使蒙古诸部敬佛学经的视野定格于北京的雍和宫。乾隆皇帝在训谕中反复强调雍和宫供奉三宝“实为至当”、“雍和宫必当改为佛宇”的旨意，并与“大清亿万斯年”联系在一起，隐含着乾隆皇帝欲借以消弭边地隐忧的政治目的，正如他自己所推崇的“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那样，修庙起到了比养兵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效果。
3、保持雍和宫蒙藏佛教寺庙地位，既可作为政治纽带，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又可作为文化纽带，加强汉、蒙、藏、满等备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乾隆皇帝的深远用意，绝不仅限于使雍和宫作为柔服远人的教育基地和阻弭边患的佛学中心。乾隆在训谕中反复批评鄂尔泰奏请改变雍和宫用途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批评鄂尔泰身为国家重臣却用心不良，更不如说在批评他身为国家重臣却没有政治远见。“设以雍和宫为和亲王藩府，岂能如今日之绀宇梵宫、轮奂长新”，表现出乾隆皇帝的得意和自豪，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的深谋与远虑。乾隆坚持将雍和宫作为佛教寺庙永不变更，使雍和宫切实发挥了在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体现主权关系的政治纽带作用。同时，雍和宫在客观上吸引了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信教群众前来朝拜，切实密切了边疆地区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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