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宠妃骊姬为让其亲子继位，设计逼死太子申生。申生之弟重耳被迫流亡晋外。其间，重耳受尽屈辱，随从纷纷离去，仅剩介子推数人忠心护卫。某日，一行绝粮已久，重耳饥饿致晕。子推暗自割下一块腿肉，煮汤敬奉，慌称山珍。重耳发现其行走甚难，方知原委，感激涕淋地发誓：日后定要厚报。这就是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千古佳话。

介子推为何如此忠心紧跟重耳呢？窃以为，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介公非常重“义”。他眼见献公昏庸误国，骊姬大乱朝纲，太子既死，重耳蒙危，故毅然抑强扶弱。在身系国运的重耳万不得已出亡，最需要匡扶之际，他大义凛然，挺身而出；在重耳出亡最艰难之际，他一往义重，甘愿割股奉君。作为真正的狭义之士，他忠心紧跟重耳，理所当然。

其二，介公十分尚“忠”。他乃晋国贵族，决意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认为，王室藏奸，国运危殆，晋国急需安邦定国的大才。他看中了重耳德、才、资等各个方面，不仅当“忠”，而且可“忠”。裘锡圭先生据弗雷泽《金枝》类似记载，推测“寒食”还与古火耕及“改火”烧“人牺”祈福去灾有关。《礼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为焚也”，此“焚”即“焚田”，既用新火，又须向农神“稷”献祭。祭品，时烧活人。先民认为，祭中被烧死或杀死的“牺牲”，更具神性，故争而食之。介子推深怀“牺牲”之“忠”，以“割股奉君”，与此古俗有无渊源，大可考究。

其三，介公抑或崇“异”。他崇奉重耳是超乎等闲的“异人”——世传重耳乃“胼胁”之躯，必为上苍所佑。我国古人常常信奉体“异”而伟。《幼学琼林》曰：“尧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耳有三漏，大禹之奇形；臂有四肘，成汤之异体。文王龙颜而虎眉，汉高斗胸而龙准。孔圣之顶若圩，文王之胸四乳。周公反握，作兴周之相；重耳胼胁，为霸晋之君。此皆古圣之英姿，不凡之贵品。”这种“体异信仰”，先秦业已相当盛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写道：重耳流亡及曹，“曹共公闻其胼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外邦曹共公尚且如此关注重耳胼胁，作为重耳近臣、亲信的介子推，岂可无动于衷？

那么，介公如此忠心紧跟重耳，为何又要离开，坚决隐而不仕呢？窃以为，原因亦主要有三：

其一，介公甚知进退，功成身退乃最佳选择。立身于世，进易退难。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易》云：“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介公高风亮节，俨然君子，在最易大“进”时，毅然决然择“退”。介公真像生机弥漫的冰雪腊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完全符合其醇厚、高洁的人生哲学。他当初紧随重耳出亡，乃匡扶正义、尽忠主公，不怀丝毫追求荣华富贵的杂念，动机纯而又纯，功成之际，自然默“不言禄”。

其二，介公洁身自好，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的腐败，势不两立。出亡19年，重耳在秦国帮助下，返晋夺权。东渡黄河时，部分势利贪功随从，要挟重耳归国重赏；重耳昏昏然，竟屈从就范。对此，介公义愤填膺，明确表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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