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行，曾掀起过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一新的时期，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是学术界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研究禁区，“风水学”的复兴便是一个例证。然而，现在的中国，风水虽然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不仅风水和“迷信”是同一语，而且连研究风水的“风水学”也被视为“迷信”，这不能不说是学木研究中的一种悲哀。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兴起建房热，全国正在实行丧葬制度的改革，而政府的行为，往往通过新闻媒体，表明对风水信仰的蔑视。所以以风水为对象的风水学，仍然面临着许多困惑。风水研究者们多少还是心有余悸。

        风水究竟是不是迷信，它的产生和传承有没有科学根据？这是学者们近几年来争论的焦点。一些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也参与了这一讨论，但人都是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发表意见，并未涉及风水的核心——信仰问题。风水作为一种信仰民俗，是民俗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就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风水是不是迷信，这似乎不是民俗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民俗学的研究只要说明风水是什么就足够了。如果连风水是什么都不了解，风水的性质也就无从判定。话说回来，即便风水是迷信，但对风水民俗的研究却是一种人文科学。这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共识。

        中国的风水信仰历史悠久，它伴随着民居习俗和丧葬习俗的形成而形成，它的产生可追溯到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其分布的中心地带，大都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区域。其中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1000多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许多是在河流的交汇处。因这里土质肥沃，便于渔猎和交通，是理想的生活区域。比如作为仰韶文化代表的西安半坡遗址，位于渭河支流滻河东岸，遗址距现在的河岸只有800米。陕西另一处著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位于骊山脚下，其址背山面水，临河从山中流入渭河，姜寨遗址就分布在临河台地上。如果按照中国后世的风水之说，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是典型的风水宝地。不过，原始社会人们对村落位置的选择，主要遵从的是自然选择法则。有时也由于信仰意识的驱使，原始人类在选择建造房屋时，也伴随一定的仪式，如房屋的选址和祭奠仪式等。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有在房基中埋置器物、人畜，进行祭奠的习俗。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仰韶晚期村落遗址中，有一座东西向吕字形半地穴式住宅，在朝东的主室门道南侧，埋有作为祭奠用的大口陶罐[1]；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有一座具有“前堂后室”的大房子房址中，埋着一大盖粗陶罐和人头骨[2]。这所房子的门道向东，东西轴线与东西方向一致，显然使用的是太阳测向方法。正如《庄子外篇·田方子》中所说：“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根据太阳的出没，确定方向，无疑属于对自然的利用。河南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中，有一座房址的东西向墙体内埋入儿童尸体3具，头朝东与墙体的方向一致；另一座房址门朝南开，房屋东北部的房基下埋有3具成年人的骨架，额部全被砍去，头北脚南排列，南墙近西南角还埋有儿童尸体一具，头朝东方[3]。考古中类似在建房中用兽类（猪、狗）、蚌壳、幼童或成人奠基的发现，并不少见。这说明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建房过程中，除利用太阳选择方位外，还用牺牲的方法以求住宅平安，以此正其位、奠其居、安其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古老的风水观念的体现。中国社会自进入夏商时期以后，由于阶级的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平民）和主权政治的形成，围绕宫室和民宅的建造仪式也发生变化，建筑中用占卜的方式确定方位和奠基。住宅建造中用人畜作牺牲的现象比史前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的建造中，使用人畜牺牲更加酷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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