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每一个信众手上，而是信众们相信，他们会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使自己找到更多的发财机会，也希望每一项投资行为获得好的报偿。所以，严格来说，财神所司为财运。”（《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42）刘仲宇还对接财神的现代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通过神灵信仰的折光表达了接财神参与者对礼仪的诉求；二、对于信仰者具有激励的功能，而对于社会而言也具有若干号召性；三、接财神活动，也是对想发财而没有发财、获得了财富又受到挫败者的一种安抚，对社会来说，则是一种缓冲；四、在财神身上积淀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若干道德资源。（《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238—246）另外，武财神还有镇邪消灾职能，也就是说，武财神还具有财富保护神的特征。吕微考察了过年期间的腊月二十九送穷、正月初五接财神、二月二迎富，认为正月初五财神诞生、人们接财神具有创世论特征。“如果说‘穷’代表了神圣世界男性阳刚力量的衰竭，那么‘富’就意味着在经历了阴柔状态的洗礼之后，男性神灵阳刚创造力量的恢复与更新。”（《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P252）过年期间财神“死亡—再生”的基本模式，重建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吕微认为，“这种交往关系是财富的创造乃至具有宇宙论色彩的神圣创造行为的模拟”。财神信仰仪式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王跃的《四川省江北县舒家乡上新村陶宅的汉族“祭财神”仪式》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以端公的活动为考察重点，描述了当地还愿性祭祀活动“敬财神”的全部过程，其中内坛法事与外坛唱戏穿插交替进行，杀猪、化钱、敬香烛请神、供牲、熟刀头奉神，以及送神安位众神，是整个祭祀的主轴线。作者对仪式过程中端公与事主间的关系、娱人与娱神的法事活动、祭祀中的特殊餐会皆有详细的叙述。与王跃的“微观—实证”研究不同，吕微则是从宏观上来把握新年期间我国的财神信仰仪式，把腊月二十九到二月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送穷、财神诞生、迎接财神、迎富的完成周期，把从财神崇拜的多个环节串联起来加以考察，富于哲学思考，也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新年期间的财神信仰表现得最为集中，北京的正月初二的祭财神，上海的正月初五接财神，都是有代表性的信仰民俗活动。新年期间各地都有叫花子扮成乌龟之类的人物进行的“跳财神”活动，对此已有很多人做了调查研究。朱建明《上海都市的拜财神习俗》对上海市民到城隍庙等地烧香接财神的过程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其中就较详细地谈论到“跳财神”。 有人对吴越地区的新年期间的江湖艺人“跳财神”进行了考察。 有人对过去上海新年戏院演出“跳财神”做了回顾。 有人对以前上海郊区正月初五叫花子“跳乌龟”、“黄牛叫”等活动做了介绍。 蓝凡教授对这种叫花子“跳财神”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认为上海地区的“跳财神”是由二三十年代从山东、安徽等地的闲散艺人传入的。 实际上，这种“跳财神”活动不仅吴越地区存在，全国很多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只不过有的地区叫“送财神”、“打财神”等，称呼不同而已。譬如，贵州土家族的傩戏就有“打财神”，又称“跳财神”，其中又分为“说财神”与“唱财神”两种形式。 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跳财神”、“送财神”习俗在很多地方都已经陆续恢复，较早得到注意的应属江苏无锡一带的“送财神”。
近些年出版林林总总的地方民俗研究、岁时研究、庙会研究、行业民俗研究等著作，也或多或少对祭（接）财神的仪式进行关注和考察。但是，也应看到，这些著作或文章以描述性、概述性为主，大多数都属于浅层次研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比较欠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