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财神信仰复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也有人对此感到担心，并发牢骚说：“今人更有‘一切向钱看’者，难道诸佛神菩萨皆当让位于赵公元帅乎！？” 刘仲宇认为，近年财神的复兴是“随着市场经济兴盛而升温”的，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回归具有深层联系，认为财神信仰重新走上文化舞台是新的社会形势下人们对宗教需要的必然，而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是推动财神信仰的直接动力。刘仲宇分析市场经济与接财神之间的关系时说，首先，市场经济使得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成为不止息的活动，作为财富代表、象征的财神，也就会受到众多人们的追奉；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安全感极端重视，而财神正是一部分人建立安全感的预设性措施；最后，市场经济反映在宗教生活中，需要宗教发挥消释在经济活动中造成的种种不良心理的净池的作用，而接财神正是这种净池的特定形式。正是市场经济的推动，才使财神的地位迅速升迁，神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201—216）针对上海市民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复兴，笔者在《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的衰落与复兴》一文当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文革”以后国家极“左”政策全面调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长期抑制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外在政治文化压力解除，是接财神恢复并重新兴盛的直接原因；第二，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急剧转变，人们面临多种获取财富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崇拜财神、接财神表达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是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内在推动力；第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较好地落实了国家宗教政策，一大批著名宗教场所得到恢复，市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为接财神习俗复兴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当代财神信仰复兴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财神信仰及其相关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有了一个开端，当然，这也意味着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应该看到，虽然近年国家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对财神信仰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传统节日先后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中，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火把节、瑶族盘王节，等等，但是对于北京的正月初二祭财神、上海的正月初五接财神并没有纳入到保护范围，甚至连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难见其踪影。接财神在上海如此热闹，却被人为地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恰好要客观如实地描述和探讨这种状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财神信仰也是如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说：“在宗教没有完全遭到忽视的时候，它要么被看成对所需进步的一种僵化而陈旧的障碍，要么被看成一个被围困的守卫者，守护者那些由于快速变化的侵蚀而而遭到威胁的以往的文化价值。人们很少关注宗教的内部发展和自主发展，很少关注发生在广泛社会革命中的社会宗教仪式和信仰制度上的转变规律。” 一方面，宗教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保守力量对于维护文化价值和理想的传承具有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仪式和信仰制度也随着时代发展做相对缓慢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也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的，只是我们的眼光往往忽视了它们。格尔兹的说法对反思我国近30年的宗教发展演变及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参考作用。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应该向宗教内部那些正在更迭和演进的东西侧重，发现当今宗教行为、宗教心理、宗教仪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同时关心宗教发展的新趋向，探索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者不仅对宗教现象做准确观察和描述，也应该运用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分析和探索宗教的深层次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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