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在刚刚退休的文管所老所长熊洪潘的口中，又有了不同的答案。熊所长借助了纸和笔，画了两张示意图，我才基本明白了下面的意思：现在的河道已经不是原来的河道了，原来的河道小，紧挨着土城的城墙。后来发过几次大水，把河西的一大片小树林也冲成了河道，但平时那些河道是没有水的。现在的河道向西移了，河道是宽了许多，但有水的河面更窄了，水量也比以前更小了。

另外，郑少成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中提到“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浮桥”，如果以每条小船占宽3米而计，浮桥的总长度不会超过60米。钟华青则在访谈中提到浮桥总共用了14条船，如果照这个数字计算，浮桥的总长度就只有不到50米。

6．当事人的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人们普遍认为，当事人的叙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梁启超关于“鉴别史料之法”的另一个原则是：“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12]在故事传播中，人们为了提高故事可信度，常常把自己置换成事件的见证人。同样，我们在口头描述某一事件的时候，也常常把当事人的叙述当成一种权威性的标志，强调“某某亲口说的”，“这是某某自己告诉我的”。

学者的田野调查更是极端强调对事件当事人的访谈。在我们的田野报告中，缺了ABCD中谁的讲述都不要紧，但如果缺了对当事人的访谈，则很容易被认为“不深入”“不全面”“不严谨”。

我们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一再表明，当事人的叙述并不比非当事人的叙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尤其当某一事件涉及到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时，当事人的主观倾向更加明显：每个人都试图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进行叙述。“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情感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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