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述“鉴别史料之法”时说,当不同叙述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10]可是,这一原则在口头传承的田野知识中,似乎并不适用。习水县地方官员带我们参观土城渡口时,四渡赤水纪念馆解说员指着赤水河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河宽二百多米,水流非常湍急。过了不到5分钟,县旅游局徐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我目测,全部河床的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
我们的调查时间是6月,正是丰水季节,刚刚下过大雨,河水混赤,而红军渡河的时间是1月,正是枯水季节。难道70年前枯水期的水势会比现在丰水期的水势还要大得多?
习水官员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在一份早年记录的关于“红军过土城”的口述史材料中,特别强调了“土城河面宽,渡口地方的水也深,哪怕就是枯水季节也可行船”。讲述者叫陈万敏,自诉“红军第一次到土城,我当时正在土城小学当教导主任,所以对红军到土城的情况还记忆犹新”。[11]
这份早期的口述史材料可靠吗?就“过去的赤水河有多宽”这一问题,我请教了几位老人。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结果费了许多口舌,只发现这一问题并不简单。
袁从良:过去的赤水河比现在还要窄得多,过去不到现在一半宽。
王利华:过去水量小,现在水量大些。过去秋冬季节不能行船,因为水量太小,常常要纤夫拉船。
赵德通:过去的水大,赤水河深得一杆子插不到头,一般都有4米多深,有些地方有5米多,现在的水浅了,行船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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