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成是土城老年协会这一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老年协会就在罗明先女儿茶馆楼上，这里固定地有三五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我三天前来这里时，他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话头，不断地互相补充和插话，常常让我不知道该把倾听的目光转向哪位老人。这天郑少成来了，办公室几个老人全都退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郑少成是个文盲，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带来一份盖着三个基层组织大红公章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复印件，其中提到：“1935年1月28日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土城街后第降滩浮桥（参加搭浮桥的有我三个兄弟在内）。从当日早上5点钟紧张开始，扛门板、扛原木、拿绳索，忙个不休，于当日晚12点钟完全搭好浮桥。”红军过桥以后，“又命我家父导路”。

另有一点是许多老人都曾提到的，红军过桥以后，为了阻挡国民党的追击，把浮桥炸了，船工们提供的船只自然全都报废。红军一去无影踪，船工们始终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郑少成这份材料旨在请求政府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在土城，至少有三个明显的故事传播圈：以曾志禄为代表的下街传播圈、以郑少成为代表的老年协会传播圈、以陈云坤为代表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传播圈。每个传播圈内的故事都曾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协商与交流，因而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但在这一传播圈与那一传播圈之间，却没有充分的交流，因而可重合的知识也就相对少得多。

每一种权威叙述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它越出这一范围的时候，其权威性也就不复存在。郑少成与钟华青都是老船工，但因为两者不从属于同一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大，而在郑少成与罗明先之间，尽管两人身世殊异，但都是从属于老年协会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小。

3．官方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我不试图对形形色色的“民间叙述”进行文化分析或社会分析，我更倾向于把各种各样的红色故事平行地摊开在桌面上，进行形态上的排列组合。借助这种笨拙的方式，我试图回避本文与“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话题的重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