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威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土城老街并不长，上下街加起来不足两千米。但是，老街的红色故事却可以分出若干个传播圈，每一个传播圈都会有一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讲述者。

正在兴建的新四渡赤水纪念馆边上，有个桌球室坐着许多民工。我凑上前去，问一些关于红军四渡赤水的事，几个民工你指我我指你，推来推去，最后把发言权交给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人。那人挠挠头，正不知该从何说起，边上一个老太太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是外地人，我们本地人才知道。”她这么一说，那些民工就更不好开口了，个个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转头请老太太说，结果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她向下街方向一指：“那边有几个老人知道很多。”

我们只好往前走。在一个干净的檐阶上坐着一排老太太，看样子个个都有七八十岁。我开口一问，几个老太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着边上一户人家说：“找那个曾志禄，他知道很多。”

曾志禄老人自称74岁，按理1935年时应该是2岁，可老人坚称他刚满月时，红军就到了土城。老人讲话的语气坚定而冷静，他说：“过去我们都跟着国民党叫共匪，解放后才改口叫红军。”

曾志禄无疑是下街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我们的访谈刚刚开始，边上就围上了许多旁听者，个个屏声息气坐在边上。边上一位叫罗应乾（55）的老人时不时插进话来，但每次插话时，前面都会加一句“听我爷爷讲”，明显对自己的故事不够自信。曾志禄偶尔对他的讲述作些补充。

另一次，我们在老街一家门前见到一位叫陈仕荣的老人（87岁），老人很乐意向我们讲述红军的故事。慢慢地边上聚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另一个老头不断地插话打断陈仕荣的叙述。陈仕荣本来有问必答，自从被这个老头打断几次之后，就变得吞吞吐吐。我只好转头请那个插话的老头聊一聊。插话的老头叫罗明先（82），他很得意从陈仕荣那里夺过了发言权，为了强调自己的故事权力，特别告诉我们“红军来的时候，他（陈仕荣）不在土城”。

罗明先把我们带到了土城老年协会的楼下，他女儿开的一间茶馆中。老人对青杠坡战斗的叙述非常清晰，如同亲临其境。不过他也承认，战斗结束后曾有许多大胆的年轻人到青杠坡挖子弹壳，他那时还小，不敢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罗明先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扭头朝边上看，到后来干脆主动把发言权交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这个老人叫郑少成（88），是个老船工，曾给红军搭过浮桥，当年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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