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具有强权意志的“官方”。我所看到的官方，是由具体可感的传承者所组成的，他们是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土城镇政府的干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他们不是国家机器，而是有情有感的个人的集合。

“官方”也是“民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夹杂在众多的叙述者之中，是众声喧哗的一部分。官方充其量只是土城红色故事传播圈中的一极，官方叙述一样是流动的，它也会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叙述。

在我们的红色调查中，土城老人的红色故事让几位参与调查的解说员感到震撼。据说每天调查结束后，她们都会把当天听来的红色故事当作新闻联播的内容，在其他解说员中散播开来。这些故事与官方解说辞的巨大差异，曾经让解说员们一度彷徨，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向游客进行解说。

纪念馆解说辞的主创人员，纪念馆故事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红办干部陈云坤感受到了权威地位的动摇，随后加入了我们的调查队伍。我们的红色调查成了典型的“官听民讲”，土城老人显然是这一特定场域中的故事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的官方叙述。

我们刚到土城时，解说员告诉我们，红军第一次进土城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共匪，所以土城人吓得全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后来，个别大胆的年轻人悄悄地跑回来，发现红军秋毫无犯，都在土城人家屋檐下搭灶做饭、打地铺，连家门都不进，这些年轻人回山上跟大伙一说，人们纷纷回到土城，把红军请进家门热情接待。

可是，老人们的说法却不大一样。正如李治富说的，“我们小时候听很多人说红军的事，没听说有谁跑到山上的。我也从没听说红军住屋檐下。红军来的时候是1月份，大冬天的，他们还打仗，受了伤，哪能住屋檐下？”

于是，我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中常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是：“红军进土城的时候，你们家躲到山上去了吗？”被问到的十几个老人中，只有曾志禄说：“我那时刚刚满月，我父亲听说红军要来，就把我抱到乡下，只留了我祖母在家。红军来了，就住在我们家，我祖母住楼上，红军住楼下，他们自己煮东西吃，没动我们家的东西。我祖母也不和他们说话，都听不懂。后来看到没什么事，我父亲就把我抱回来了，红军没走我就回来了。”

其他老人则大多回答说：我们是干人，干人怕什么？我们没有走。张邦珍说：“有钱人，官僚地主资本家才跑，少数人听到枪声，害怕就跑了，很快又回来了。多数人没有跑，还有人放鞭炮欢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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