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土城老年协会，罗明先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播者。他在这一文化空间的红色故事传播中起到了一个规范者的作用，他喜欢打断其他老人不规范的叙述，而尊崇郑少成的权威叙述，如果说郑少成的叙述是“底本”，罗明先的叙述则可视为“演义”。而在土城下街，老太太们公认曾志禄是她们那一区域的故事权威，曾志禄对于某一事件的反复叙述也可能成为那一区域的稳定知识。

2006年8月，我随杨镰的“山国故地文化考察团”来到新疆库鲁克塔格山麓的兴地村。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全村紧靠一支泉水，泉水流经处，花红草绿，泉水流断处往外，就是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方圆百里渺无人烟。这个神秘的村庄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念头在第一个问题上就被彻底打消了。

我的问题很简单：“全村有多少人？”一位和善的村民告诉我150人，我想知道更确切的答案，于是问村长，村长回答200多人，后来我撇开翻译问一位会说汉语的姑娘，她说100多人。再后来，我又问该村卫生室的医生，他想了好一会，不大肯定地说：“大约一二百人吧。”接下来，我只好换一种问法：“全村有多少户家庭？”得到的答案同样很不确定，少则说27户，多则称50多户。以上两个问题，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说法是一样的。更奇怪的是，说27户的村民说人口是150多，如此，平均每户是5－6人；而说50多户的村民说人口是120多，如此，平均每户只有2－3人。

朝戈金认为：也许“人数”对于兴地村是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问题，属于他们生活中不需要的知识，或者说他们对这类信息不敏感。在内蒙古牧区，旧时的牧民对家畜的状况了如指掌，却不大说得准自己的年龄，那是因为“年龄”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是一个无需特别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民间知识体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知识往往越稳定，使用频率越低的知识则显得越不稳定。

对于“确定性知识”的理解

那么，什么才能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呢？

由于我们找不到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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