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和民主思潮的日益盛行，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始起步并逐渐扩展，一直处于学术边缘位置的民间文化逐步被纳入到学界主流的研究视野之中。许多文化先驱开始关注为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试图通过故事的研究，去认识民众精神与民间文化的精髓，以便从中寻找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契合点，从而推进思想界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出于对这种反思意识的自觉回应，搜集和研究民间趣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界的热点之一。当时的巧女故事研究，虽然尚未单独列入学者的日程表，但已经囊括在民间趣事的搜集与研究整体之中了。

30年代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林兰编选的民间故事丛书是这一时期搜集成果的代表。这套丛书近40种，故事总数千篇左右。其中收录有巧女故事的集子约14种，大多集中在民间趣事部分[②]。另外，还有一些单行本中也收录了巧女故事，如娄子匡、陈德长编《绍兴故事》（1929）、娄子匡编《巧女与呆娘的故事》（1933）、清水编《太阳和月亮》（1933）等。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搜集成果的问世，为后来的巧女故事研究带来了可能。

钟敬文与中国巧女故事的结缘就源起于他对民间趣事的类型学研究[③]。1927年底，钟敬文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民间故事的70个不同类型。这次译介经历促使他开始在自己的民间故事研究中大量地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他曾明确表示：“民间故事的类似的比较的研讨，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我现在也是大半用这个手术来写我的小文”[④]。《呆女婿故事试说》应当是较早的一篇佳作。若以历史的视角审视，钟敬文在此文中对类型学研究方法[⑤]的运用，只能算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表明，作者已经知道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探讨民间故事的产生与传承，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正如他在文章开篇处指出的：“如果我们依照西洋人的方法，要把中国民间流行的故事，区分为若干类式（Types），那末，谁也不容否认，呆女婿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很占重要的。” [⑥]这篇千余字的短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巧女故事，但却开启了钟敬文与巧女故事类型研究的结缘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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