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沉吟数年后的今天来看，巧女故事真正引人探究的原因，其实应该是故事想象与生活实际的悖反，以及由此引发对民间故事口头叙事特征的思考。在我求教于先生时，他曾特别强调巧女故事中对巧女地位及其智慧的强调，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状态有着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考虑与阐释的问题。譬如，巧女故事对女性智慧的颂扬是勿庸置疑的，但巧女是作为一种负载文化含义的符号，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标识？巧女故事所传达的是女性在叙事中的权威，还是女性在文化上的权威，抑或是其背后还具有更深的文化意蕴？这一系列的问题既是吸引学者探究的要点，同时也是容易造成误读的关节。

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注重的是探讨故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尤为关注民间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以往的巧女故事研究，更多地运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故事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据评判故事的思想价值。这种解读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少弊漏，尤其是，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结论中，更多地透射了研究者的主观思想，而非故事文本所传达的民众认知。研究者有可能将自己的解读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或随机的现象，从而夸大民间故事的社会意义或设想出某种脱离于历史的女性生活观。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往文化解读式的研究中，忽视了民间故事作为口头叙事文学的形态特征，以及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的文本不是由书面语言建构而成的，而是民众口头讲述活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民间故事的讲述只能服从于民众口语思维和表述的特点，比如对故事事件的单线性叙述、对叙事话语或事件的重复等，民众必须经由适应于口头传承的模式化叙事结构，来传达自己意图展现的思想或欲求。换言之，故事文本所能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或其它相关的文化信息是受其叙事结构与形态特征限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巧女故事形态结构的把握，基本限定在情节类型的归纳上，但由于学术眼光、研究目的、以及材料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各类型索引所归纳的巧女故事类型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错位和缺漏现象。如果细品钟敬文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就会发现，先生指引给我们的民间故事研究之路应当是在理清故事的叙事特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