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直面巧女故事，应该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⑦]（1931）的探究中。钟敬文所归纳的45个型式里，关于巧女故事的有三个：顽皮的儿子（或媳妇）型，择婿型，说大话的女婿型。从民间故事研究发展史看，这篇文章在类型的设定和使用资料的充沛程度上未必全然完善，但作者能够秉持民族化与本土化的原则，在对中国民间故事整体的把握中，进行巧女故事类型的归纳[⑧]，这不能不说是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先后两篇力作对于巧女故事研究而言，最直接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巧女故事的归属问题，将巧女故事划归在与徐文长、呆女婿故事同类的民间趣事范畴中，侧重于强调故事蕴含的趣味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比较法和分类法被大量应用到故事研究领域，使巧女故事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考察同一母题或类型的故事在不同地域的变异情况上。这些研究不仅为后来探索民间故事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新取向，而且引发了他们对故事分类问题的重视和按照类型研究传说故事的传统。这种类型研究的传统模式一直渗透在其后的巧女故事的研究实践中。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祁连休与冯志华共同编著的《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1993）[⑨]到台湾学者金荣华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2000）[⑩]，基本都沿袭了钟敬文在30年代的类型学研究模式。但相比之下，丁乃通更加注重比较中国和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的异同。在他归纳出的17个类型[11]里，大部分都与A．T．相关类型近似或相通。而后两者更多地遵从了钟先生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倾向，依据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习惯拟定了各故事类别和类型的名称[12]。
如果回顾钟敬文一生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民间故事基本型式、叙事形态的规律性变化等问题的关注和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一直贯穿在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当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序言中，还明确指出了类型研究在故事学研究整体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个民间故事学的观点看，这种工作无疑是有意义的……类型索引的编著乃至根据这种观点、方法的探索，一般比较不重视故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和阐明。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故事梗概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比较重视探究故事的流变过程和原始形态。没有疑问，应该说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它是我们这门学科（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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