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悠长的男权社会使女性与民俗文化同样处在了社会的边缘。因而，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当中，女性不仅是文化本体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承继群体。对女性的关注，早在北大的歌谣研究中就已显露端倪。当时不少学者的歌谣搜集与研究中，都有相关问题的涉及。如顾颉刚在《吴歌甲集》中的歌谣分类里，便有两类半与女性有关——儿歌、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杂歌（包括佛婆的劝善歌）等。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也是一例女性歌谣的选集。可见，当时的学者在搜集和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了女性群体，而且作了不少相关工作。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已经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这种女性关怀视角，在钟敬文先生的研究中也占据一席之地。譬如在《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一文中，他就强调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本文所要论述的，只是现代歌谣中所反映的旧时代和新时代妇女在两性结合及家庭生活上的一些真实情形和思想意识。作者希望从这个不完全的论述中，使大家能够更明白封建主义是怎样迫害和摧残妇女的，那些被害者又是怎样看待这种吃人的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使大家更明白妇女的真正解放和幸福，是怎样跟正确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最后，还希望我的这种论述和大家的理解，对于当前贯彻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运动能有些帮助。”[18]当然，我们从中能够发觉，钟敬文的这种女性关怀实际上是其文化史和文化学视角的延续，他最终的探究目的仍然是对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等问题。三、究远：对民间故事叙事形态与文化释义的思考
四年前，在博士论文搁笔之时，我最遗憾的是钟敬文先生将“巧女故事”这颗珍贵的种子交付给我，但当它长成一株幼苗，先生却无法为它的新绿而展露微笑。在钟先生离世五年之后，写下这篇文章，心中除了怀念的痛楚之外，更多的是在回溯了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之后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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