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社会的知识走向关于对社会的认识，这样对社会的认识方法成为方法理论的社会学，所以卡尔·玻普有“方法论的本质论（Methodological essentiolism）”、 “方法论的唯名论（Methodological nominalism）”这样的划分。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观点、方法、过程，如语言、观念、思想等即是社会现象的表现方式，也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方面，科学哲学不断地在提供社会学的启示，如社会建构论吸收了现象学的成果，把科学知识理解为通常社会如“生活世界(the life world)”中的结构化或关系化形成过程，同样，社会在理解和阐释中被意识形态化地建构，社会学把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互动的探讨深入到习俗、信念、动机、认识、思想、心理、意识过程中去，这些努力表明社会学更明确地走向社会与社会学的阐释和建构性同一性，从社会学学科与学科对象的主客关系过度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过程，社会学中的“社会”通过现实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信念、知识、规范等社会学地建构出来，而现实社会中的习惯、风俗、制度、权力、秩序、知识和科学等也是社会学意义地被建构，社会学从自身的科学客观性、逻辑性转向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合理性又被普遍性地解释为语言、游戏规则等等学科本质的方法理论，这样社会学成为了本质的阐释和建构意义的元学。 ( http://www.tecn.cn )
4。 社会学的儒学
社会是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共识，这是社会能够区别以物质、本质、客观、逻辑性等等自然科学框架的唯一立论点，但人们仍然不理解什么是社会现象，现象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象是直观(现象)，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现象学地解释为社会本质直观，但这仍然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或者是认识论方法意义上的，这可以成为社会学自身的内容，但不是社会的社会学，就是说社会是现实中的现象而不是概念或观念现象，社会学的本质必须是认识中的对象的直观面不是认识论中的直观，但是现象学和所有承继现象学的哲学，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做过了努力，最终仍只是一种渴求而不是解决。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和所有非理性的哲学思潮可以粉碎一切即存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框架，但他们无法以反形而上学的方法实现“超人”之类的新的形而上学的雄心，因此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存身之地。 ( http://www.tecn.cn )
儒学与此不同，儒学以自己的理想、观念、知识、行为等等真正实现了自身与社会同一性。首先，它不是自身独立的社会形式，无论是士、士大夫、乡绅、士绅、学士、教师(先生)等等都不是一种独立自为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因为没有它自己独立的经济结构或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自立成份，在中国帝制封建制度中，教育就是儒学的主要寄身形式，但儒学的教化功能却在社会中无处不在，从塾师到帝师，从文字到精神，从习俗到典章制度……。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塑形师(Shaper)，但它不在社会之外，而是融化在社会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真正自身社会性的儒学。一个儒生自觉为儒生的身份时，只是一个学生、教师或隐士，但一旦入仕从政，他就是帝制封建制度的原子，儒学就只是他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儒士以自己身份的变革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制度整合，它实现了个人、学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统一，这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社会整合，儒学实现了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统一性。传统中国社会是社会文化（文化国家）、国家（朝庭）、与日常社会(家族、家庭、个人)的统一，不像欧洲那样存在宗教(上帝)与世俗(国王)的治权抗衡，社会与制度之间有一种基于人的生长性因素，这正是造成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根基。 ( http://www.tecn.cn )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