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如果抽掉物质基础,这种理想与现代褔利社会何其相似,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何其不同!儒学以从人到社会的自身的变革,建构性地塑形封建社会形态,以自己的社会功能内圣外王去实现它的社会理想——天下大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士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的政治纲领,这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党性。儒士的普遍情怀是以天下为已任,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是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的情感化,孔子的天下大治的治理想今人向往,诸葛亮出师表中所表达的政治情操至今读人下泪,基于个人利益的政治野心与儒家的“天下”的政治抱负是水火不兼容的。 ( http://www.tecn.cn )
儒学牺牲了自身的独立性,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同时寄存、延绵、保全了中国的灵魂。通过儒学,中国文化被政治形式化了,或更正确地说,政治文化化了,儒学一方面成为了封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表现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儒学又顽强地把它的治世理念贯彻到这种政治格局中,以道贯心,以心求仁,礼治国家,德化天下,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的,因此理想的封建政治结构是道德化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种道德式的纯粹几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一样的高渺,当然仍然与纯粹的理念不同,它能够通过教化直接在人心中产生影响,达到内圣外王,而且这也在部份人或一定的历史时期看到过这种形象,但只有在相当程度的自觉境界中才能达到,因此通过人治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治世只能记远是一个最高纲领,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与普遍的和基本的生存需要相抗衡。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治人只是属于上帝的能力,而法治是基于人对财产的世俗权力,人的世俗权力主要是由物权表现的,所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前提天赋人权的本义来源于上帝——人是被创造的平等,而实际上,人生而平等的宗教前提必须有世俗的物质基础支持,所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这块土地才真正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托克维也维尔(Charles Alexisse Tocqqeville 1805-1859)不无羡慕地说:“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象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当然美国的今天并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于根源某一自然个因素,同样中国的今天也不应仅仅归结于政治历史,在历史、文化与社会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决定关系,但很多人往往决定论地误解,将社会发展与文化形态不同层次上的现象归结为因果关系,比如认定儒家的德治是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中庸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奴性,仁道就是虚伪,礼治使社会长期停滞等等,实际上,文化决定论与历史决论都是科学决定论的误用,这些指责正如说一个孩子没有成为明星就完全是家庭的过错一样。 ( http://www.tecn.cn )
社会转变总是无意识发的,一个即存的社会不可能是自身革命的,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自我维持的,因此儒学与封建制度的结合即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不会助生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是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不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社会意识形态,更正确地说,“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之外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历史决定的或文化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存在决定或被决定的关系,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启示,儒学是社会的元学而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设计性,因此它也不能承担不存在的历史决定的或文化决定的责任。 ( http://www.tecn.cn )
儒学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儒学的,它的精髓是中国思想,中国思想的超越性使儒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儒学与历史的同一性使它成为现实社会性,中国的历史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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