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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神话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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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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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主流神话，当北方民族政权袭用传统的政治神话模式时，便标志着社会的主流文化趋向统一。
二、选择共同的祀典标志着北方民族站到中华文化的同一神灵庇护所下
当北朝统治者与南朝统治者采用共同的祀典时，便预示着南北文化的统一。中国古代的皇家祀典自商周开始形成而于秦汉趋于成熟，是各族统治者和人民广泛认同的范本，拥有它就是拥有对神灵的垄断权和对社会的主导权。天地、社稷、祖先、日月、山川、风伯雨师之神是整个社会文化统治的主宰。北方神话对传统神话认同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共同的神灵，尊奉同样的祀典。它需要抛弃种族地域色彩很重的旧神，因而，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
北方民族统治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觉得自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他们建立政权起初是同南方他庭抗礼，最终目的是统一天下，而统一天下的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所以，北方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而称南朝政权为“逆乱”，其征伐的目的是显“中国之威”，他们追求的是统一大业。正是由于这种境界，北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大融合的态势，他们自觉地遵奉商周以来的皇家祀典和秦汉以来的五帝德运，是中国传统的真正主人。
刘渊在称帝前有这样的宣言：“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尔？”（《晋书·刘元海载记》）他认识到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并不是种族中心论而是道德决定论，这是周公以来尊天敬德观念的发展延续。刘渊高举德统大旗，历数司马氏父子的罪过，又借助汉室宗亲的身份，这不是一个代表匈奴种族的政权，而是一个人以继承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的政权。《晋书·刘元海载记》云：“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以“僭”贬之，显示出民族观。然而，我们从这段记载中看到，刘渊为坛南郊，承《礼记》《周礼》的祭天传统，把握了皇家祀典的核心，表明自己是一个继承华夏文化传统的正统王朝。
鲜卑慕容生于幽漠，当他作了燕皇帝，便告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他建立的是一个“中国”政权，而不是割据一隅的独立王国。关于大燕的历数，臣下已这样安排：“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 载记》）燕承袭五德转移学说，以金生水，承晋金为水德，与中原五德转移学说接上了轨，成了“正宗”的帝王。
前秦符坚是北朝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对传统文化颇为醉心者。他说：“帝王历数岂常哉，惟之所授耳！”他向往一统天下而封天禅地，他始终以中国正宗之位居之，而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时时计划引兵讨之。朱彤一席话让符坚心潮激荡：“陛下应天顺时，恭行下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然后四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符坚听后大悦说：“吾之志也”。朱彤构画的夺取天地后，以成功告天地，然后受命于天，成万世之功业的蓝图，使他成为一个自豪的天神之子，所以他对传统的受天大命之典心向往之。
北魏政权建立后，其祀起初是一个周秦传统的祀典与鲜卑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魏书·礼志》：
太祖（珪）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帮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祭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很明显，拓跋珪一称帝就归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这是中原古来天子的共神；而继黄帝之后，不仅意味着种族认同，更是帝德传承，于是北方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正统”政权。
但早期祀典中颇多鲜卑旧礼，如郊天，太祖西郊，则与周秦祀典之南郊不类，但天兴二年便转为“亲祀上帝于南郊”，把原先对西方故乡的恋情也割断了。又如祭坛上的神灵，原从食者有一千余神，可谓杂乱，且多为胡神。孝文帝厉行汉化政策，祀典据《礼记》费了一番斟酌。他要求祀典合力于古礼，曾召集臣下讨论《礼记·祭法》篇及郑、王注文异同问题，这种严肃的态度表明孝文帝是要在祀神大典上绝对合于传统，做到“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这“文”这“本”都是指儒家经典。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诏：“国家自先朝以来，饷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魏书·礼志》）他汰去的小神是民众普遍祭祀的神灵，而留下的仅能传统祀典中的神学骨干，祀典真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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