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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神话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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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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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正典”了。
孝文帝还主持一场规模盛大的帝德讨论，这是关系到国家接受怎样的文化传统，关系到南北对峙的历史哪一方是正统的问题。有趣的是，北方同南方一样，都把自己列为正统，斥责对方为僭伪。这种观念虽然自我中心色彩甚重，且对抗性强，但双方都把自己列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都向往着大一统天下，这正是民族精神的可贵之处。北魏政权认为自己是正统是没有疑义的，但帝德是承前秦之后，还是承晋后呢。当时高阊等人的滔滔宏论，显示出对中原神话传统的精深研究与把握。孝文帝从实行汉化的立场出发，选择承晋金为水德，是又一种神话接轨。
北朝各族政权采用传统祀典接受五德转移学说，将南北统一在共同的神祗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三、皈依同一祖先 南北同为炎黄子孙
北方民族融合是以认同共同的神话先祖为最终标志的。祖先本为一族的血缘标记，可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识别，与真实血缘统系无涉。认同同样的天地神祗并不能表明是同一种族，而共奉祖先却毫无疑问是认为同为一家。中华民族的统一不是种族血缘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之祖，而只是一种文化之根。中国民族神话的核心有两个：龙与黄帝，后者更为重要。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是各种族对中华民族归向的标尺，它集中体现为礼书之五帝德与帝系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建立的古代先祖谱系。这个谱系既是一座熔炉也是一个磁场，它敞开胸怀拥抱着投奔者，一旦被接纳，每个成员都打同样的标记，每个人都会以背叛这伟大的先祖而羞耻，并以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而自豪。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对后来匈奴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影响。夏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是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的正宗嫡传。司马迁这样写肯定是有传说和记载作为基础的。匈奴后来与汉室通婚，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密切。汉与匈奴尽管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但和平的力量始终在起作用。因为有禹后与汉宗亲两个重要历史渊源，汉匈间的融合变得十分自然。从前者看，汉匈是兄弟，从后者看，汉匈是亲家。所以，北朝时匈奴各部与汉融合都是基于以上两个前提，其中一个是事实，一个则是神话传说。
刘渊是典型的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贵族。他认为，没有汉人的拥护，尽管实力强大，也是难以称王的。他说：“没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故不建匈奴政权，而建汉政权，泯灭汉匈界线，理直气壮地作了天子。
刘氏匈奴之后，铁弗匈奴一支的首领赫连勃勃不满于刘渊以汉朝为是，他要绍夏后氏之统，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他雄心勃勃，说“朕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口不离大禹，言不舍大夏，仿佛大夏王朝的基业，在经历夏桀之败之后又复兴于北方。赫连氏熟知华夏古史，其作答刘裕书，使南朝皇帝自叹不如。铁弗匈奴不仅自称为华夏儿女，同时是华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与匈奴一样，鲜卑在北朝时期也融入中华民族群体之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是北朝时鲜卑强姓。慕容氏起于辽河流域，《晋书·慕容廆载记》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显然他们自认为黄帝子孙。西晋末年，酋长慕容廆受晋爵位，为晋藩属。永嘉乱后，慕容廆跃跃欲试，说：“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这时的慕容氏，完全将自己视为天下兴亡而有责的“匹夫”。慕容氏后建燕国，要“侔迹虞夏”显然是以华夏儿女的身份又去接受华夏文化。
拓跋氏则直述其为黄帝之后。《魏书·序纪》云：“昔黄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孝文帝与群臣讨论帝德时，都强调魏是“祖黄制朔，緜迹有因”（《魏书·礼志》），表示自己是黄帝传人。就连拓跋姓氏也跟黄帝相关。“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礼志》）
拓跋氏鲜卑强调其祖先为黄帝，表明他们向往着华夏文明的博大，并自觉地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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