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民俗活动虽然可以起到凝聚民族情感的作用，但又不能否认，年节的意义，已经在它结构功能的转变中，逐渐也起着某些相反的作用，即淡化了民族认同，而倾向了正统思想的认同，国家观念的力量因而加强了。这也说明，民俗活动可以推进某些文化融合现象的进程。

[1] 范长江《中国之西北角》p33，三联出版社，1948。

[2]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第二、三章，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

[3] 如《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

[4]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安多政教史》p3，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5]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杰《安多政教史》p3，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6] 1995年调查资料；另参见银措《青海蒙古族人口来源、现状及特点》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p37，1996。

[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13（藏文原文）；p145（译文）：“4，及至牛年（654年），……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可见对农业非常重视。民族出版社，1992。

[8] 薄树人主编，《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p235，科学出版社，1981。

[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p45，科学出版社。

[10] 黄明信《藏历漫谈》p87，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1] 安东尼奥·格朗西《狱中扎记》（中译本）p25，人民出版社，1983。

[12] 黎宗华，李延恺在《安多藏族史略》对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角厮罗是“王子”，参见本书p62。但同书也谈及此一时期佛教势力影响政治极大。参见p78。不管怎样从中也可见到佛教正统思想力量在民众生活中的一斑。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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