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实例与教训

　　早在1904年，因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成功而名声大噪的Burnham就应当时的美国战争事务秘书长之邀，前往菲律宾主持马尼拉的规划。在其规划中，他以同样的节点加放射线与铁路车站和其他广场相联。同时期，在为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夏宫Baguio所做的规划中，Burnham几乎完全不顾原有地形，将一对严格对称、规整的政府和行政中心平面强加在起伏的山地上，以创造一个帝国的形象。

　　从1911到1913年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便请英国规划设计师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首都――新德里，其规划与相邻城市的原有结构毫不相干，而完全以巴洛克的结点放射形式，构成强烈的集权与主宰者的形象。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建筑的倡导者，鼓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符号性和礼仪性" 的规划理念，宣扬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专制主义[7]（p186）。

　　新德里最终的规划是三个聚焦：即行政中心、战争纪念碑和火车站，似乎所有主要道路都从这些焦点发散出去，其中行政中心和战争纪念碑各有7条放射线，火车站则不少于10条放射道路，而几乎所有建筑都沿六角形的边线布置。这一规划与华盛顿的L’Enfant规划有相似之处，只是逊色了许多。

　　在其它英国殖民地包括南非和东非，英帝国主义同样规划和建设了他们统治领地的首都如Salisbury(Harare),Lusaka, Nairobi, Kampala等，在所有这些规划中，规划师们几乎只考虑白人，而非洲人则似乎是消失了，在非洲人和白人之间布置着印度人。如在Nairobi,欧洲人都占据城市的最好地段，即最高点，印度人则次之，非洲人则被置于任何其它剩余的地方。

　　所有这些殖民主义者在其殖民地的首都规划都有一些共同的土地利用和居住格局，有一个位于中央的政府办公中心和一个与之相毗邻的商务办公区。中央购物中心则与上边两个中心相毗邻，所有这些都围绕一个几何道路布局来布置，主要道路交汇于交通环上。外围则是低密度的白人居住区，或"花园城市"，其中隐约着大型低层豪宅。而非洲土著则往往被某种物质障碍，如火车道被远远地隔离在城市的另一侧。

　　很有讽剌意义的是，被视为秩序与权威工具的城市美化，并没能维持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而且，实际上也没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往往在殖民主义者结束其统治后，当地政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动用推土机不断清理向城市中心蔓延的贫民窟，以维持上层社会的安全。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4. 城市美化回到欧洲――法西斯与纳粹的舞台、独裁者的炫耀

4.1 背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大独裁统治欧洲的时代，城市美化的阴魂在世界各地漫游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欧洲，也同样是为了搭一个舞台，演一曲闹剧。其主要背景包括：

　　(1) 追求国内和国际新秩序：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蒙受巨大的耻辱。随之，社会动荡不安，民心涣散。国内政治斗争十分复杂，社会面临着旧王朝的复辟，共产主义运动及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纳粹登上舞台后，以雪一战耻辱和振兴民族为由，在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对外，积极准备侵略扩张。意大利虽然是一战的胜利者，却是以巨大财产和生命为代价的，因次，在战争结束后，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为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创造了机会。为寻求国内和国际的新秩序;城市美化"的强烈的视觉形式，再次被当做灵丹妙药。

　　(2) 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发展：在30年代，无论是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是纳粹的德国，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国家化，唤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狂想。

　　(3) 城市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的理想化。面对城市化的快速进程，法西斯同纳粹的反应是相同的，他们关于城市的理想在许多方面也是一致的，只有乡村的家庭生活才是真正健康的，因而推行小型、自足型的小城镇政策。而大都市被当作共产主义和劳工动乱的漫延、及各种罪恶的滋生地，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墨索里尼曾于1928～1939年通过法律，控制人口迁移进城。纳粹的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们把城市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具有近似于宗教意义的场所，和作为一个具有魔力般功能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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