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他们的最终意图无非是要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成为亿万平民百姓看得懂、能享用的平民文化,但这种整合的进程,后来被种种原因、包括来自他们本身的原因所打断了。不论什么观点什么流派的文化学者,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最根本的因素,文化是民族凝聚的最强大的力量。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事件)可以改变文化发展的方向。比如战争。比如异民族的侵略和奴役。都可能成为改变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文化的发展嬗变的驱动力来自于文化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可能取得一时的或某些效果,但最终文化还会回到自己的道路和位置上去。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中,我们对民众中的民间信仰采取了摧毁庙宇、取消庙会等许多过激措施,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环境宽松起来,庙宇、庙会又相当普遍地复苏起来了。民间文化本来就与民间信仰不可剥离,这些民间文化活动的复苏,说明了文化发展嬗变的驱动力不是外来的强加的力量,而只能在其自身。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发展嬗变的一条规律吧。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策的今天,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化研究要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文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国是文化大国,是古老文明之国,我们理应有自己的成熟的文化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既不是继续崇尚在阶级斗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将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继续坚持“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把外国的文化理论及其框架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并奉为经典,而不解决中国文化问题。这两种倾向都应当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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