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你看那个年轻人对于流行歌曲、港台歌曲的热衷啊，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相反呢，他对其他的东西呢，一点不爱。这种导向是非常可怕的。你现在分析一下，你拿十首现在港台最流行的歌曲和我们现在原创的那个歌曲，那个歌词啊，我们看应该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一个青年把它当成是最高的东西来崇拜的时候，危害就出来了。他没有什么更高的理想可言。庸俗的东西，这个东西无害，不要限制，可以放开，很快啊，但一家伙放开以后特别是地方政府，好多公款去请唱。老百姓受苦受难，它却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个问题是最应该禁止的。你看那个美国的很多电影，他其实里面很多伦理，很多人情味很浓的东西。它不下贱，很少说教，但他传递给你的是很高尚的道德。

　　田炳信：美国前些年有一个事，我们叫下岗，他是被老板炒掉的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在地铁站，也是等车吧，有一个人掉下铁轨，他当时是奋不顾身冲上去把他拽上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当天晚上，他收到两个电话，一个是美国总统打来的，一个是炒掉他的老板打来的，让他再回去。然后呢，媒体很大的炒作，但最起码人家透露出这种信息，从最高领导人，到他的老板，对这件事，从道义上，给了很大的欣赏。我们有这种事么？我们没有。实际上我们媒体传递啊，就像一个乳房，你滴的是什么，是血啊，乳汁啊，是墨啊，还是毒汁啊，我们现在报道滴的是毒汁啊！这边讲那个乞丐是假的，不要去怜悯他；这边市委书记撞车跑了，顶包案。这边肝有病，然后眼上、耳朵上、嘴上、身上肯定都有伤出来。家里要装防盗门啊，晚上凡是往这里过的好像都是小偷。我说这报纸往外滴的是毒汁啊，时间长了大家会怎么看呢？我看到一个标语说“今日不努力工作，明日就努力找工作”，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自己也搞企业文化的，你的员工全有病，身体有病，精神有病，那叫什么企业文化。那叫压迫人的文化，收拾人的文化。我说中国人的文化不是这种东西，这都是从欧美学来的，进去看见标语就紧张，这人没病就吓出病来了。另外，我听说68年的时候，我看的报道，说你父亲是被评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有这事么？后来是因为他去世了就没有评成。

　　舒乙：这个事啊，我现在不是特别愿意谈，他那个档案没有公布，诺贝尔档案没有公布，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保密的状态。它是五十年还是多少年才解密。他们当时怎么讨论的吧，找不到那个档案的证据。十几个评委里头有一个人汉学家，马月然，中文名字，瑞典人，他否定这件事。不可能是老舍，他说话呢，很权威，因为他是个评委，可惜呢，他当时是个局外人。

　　田炳信：他那个时候也年轻嘛。

　　舒乙：他说不可能，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普通教授，所以很多人就信了他说的。而且他认识老舍，他在北京当过文化参赞，很多文人他都认识，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年轻。我得到这个消息呢，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日本人说我是专程来的，他说我知道这件事，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日本人知道，我们认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传递这个消息，就是68年，川端康成得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老舍的。我们日本人怎么知道呢，就是那个川端康成去领了那个诺贝尔奖金，回日本以后，庆功会上，瑞典驻日本的大使说了几句，原本是给中国人的，可惜他死了。

　　田炳信：诺贝尔是给在世的人的，有这一条。

　　舒乙：可惜他死了，不能发给已故的人。所以就没有再次投票了，投票呢，以后就有内部的商定，说泰戈尔以后，二战以后，还没有给过东方人，说还是给东方人吧。他说剩下那四个人只有川端是东方人，但是他说我们不受这个约束，都是秘密投票嘛，投票最多的果然就是个东方人。所以我们日本人知道。

　　田炳信：那我想他这个应该是真的，那他讲的这个话应该是真的。当时就披露出来了，不是现在才提起。

　　舒乙：这个呢，在日本报纸上有反映，所以我就想让日本朋友，就帮着找日本当时的报纸也可以。没找到呢，就是这个事出来了以后，马月然否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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