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传统的东方冥思者拒绝急皮士把禅宗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联姻，他们认为急皮士歪曲了禅宗的精神或本质。然而，除了禅宗的本质似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之外，人们或许会问禅宗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 难道禅宗不是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就旨在肯定而不是否定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现实?

再者, 佛禅悠久的历史表明，包括禅宗变种在内的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佛教在中国、韩国,尤其是在日本的发展方式, 禅宗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或者仅仅是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对立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我们应该将禅宗的四重否定理论应用于此?即禅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也不是黑格尔式的变体——肯定与否定,也不是德里达式的变体——肯定但不否定。[4]

为了阐明上述问题，有必要思考佛禅跨文化历史的根本特征,因为这也阐明了暴力构成了禅宗与技术链接环节的途径。

四、禅宗的使命

按照传统的基要主义观点，文化是传统、规范、价值观的同质的、自主的、不变的统一体。例如,这一观点似乎早在吉卜林的诗《东西方民歌》就提出来了,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其差异永远不会弥合。”实际上, 由不同的异质成分所组成的文化永远在发展变化, 并且不断地进行文化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的那些成分获得了新的意义。(见德·穆尔,2005)[5]

从词源学考察Zen一词以及佛禅的历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6]Zen一词是日本人对汉字Chan(禅)的读音，反过来，Chan(禅)又是中国人对dhyana(冥思)一词的发音。dhyana(冥思)起源于梵文，传统的看法是，公元6世纪印度和尚菩提达摩(日本拼读为Daruma)把佛教介绍到中国，与儒、道合流在中国产生了佛禅。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佛禅在中国各学派扎根之后，反对仪式、由唯识论教条追随者组成的南方学派，其教义不胫而走。自12世纪以降，经越南、韩国再传到日本。到日本之后, 禅宗与日本神道教的自然崇拜思想、武士阶层的职业规范要素相融合。尽管佛禅仍然具有印度佛教的典型特征，如强调万物之有限性，活着就是受罪的观念，不喜欢理论总结，努力获得启悟。但在其他方面，佛禅与印度佛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中国佛禅的(chan)，其自由不是指摆脱日常世界的束缚而是真正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7]在印度佛教中,和平主义是其教义的基础。显而易见，佛禅混合了日本的武士之道——至少可以说对暴力持矛盾的态度。按照凯莱·罗斯(Kelley Ross)在《禅与俯冲轰炸艺术》的解释，这种态度对日本现代史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20世纪日本军队表现出来的超暴力行为可资证明。这种暴力因向禅宗诉求而得到了许可。(罗斯,2004)该文开头所引用的要求杀佛的那个有著名的公案，因此获得了广泛的阐释。

概述禅宗的历史表明了禅宗性质的易变性。知名的禅宗学者戴塞兹·T·铃木(Daisetz T.suzuki)认为这是禅宗的特点，“禅宗除了试图让人靠其自身特有的直觉理解模式挣脱生死的束缚以外，没有专门的教义和哲学，没有概念体系，也没有推理公式。”因此，只要禅宗的直觉理论未受到妨碍，它都能灵活多变地使自身适应于所有的哲学和道德教义。人们发现佛禅执着于无政府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民主，无神论或理想主义，或者政治经济教条主义。(铃木,1970,63)综上所述， 禅宗的易变性并不排除它适应于信息技术的政治经济。

但是在铃木看来，上述观点并非是定论。因为上述引文还可以继续：“但是,一般来说，佛禅因富于一定程度的革命精神而生机勃勃。如果出现僵局——这一情况在我们超负荷承袭传统主义、形式主义或其他类似的种种主义时发生——这时禅宗就发挥了作用并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同上P63]换言之, 禅宗的毁灭性力量与其说是针对某一特定政治制度的政治观点的日常行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民主)，倒不如说是针对政治秩序的制度化。[8]禅宗是一种反秩序的力量，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秩序,都妨碍我们圆满地体验世界——这种圆满指的是超越概念或制度化体系的圆满。

从概念角度看，概念不可避免地以某一特定观念内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圆满颇似无形的虚无(基默尔cf.Kimmerle,奥斯特凌Oosterling ,200,70,71) “虚无”——日语用mu表示——这正是禅宗关注的焦点(Hisamatsu,1971) 这种“虚无”通过“坐忘”(zazen),或冥想一句似非而是的公案，或布置鲜花,或修理摩托车，或日常的政治活动，或每天使用电脑等途径来实现。研究这些个案的神经生理学家注意到脑波频率跌至泽塔级(theta-level) 。然而，这些体验并不等于纯粹不存在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而是相当于积极的虚无。这种虚无虽无形无状,但新的范式却由此而生。(瓦斯,Hvass,1998)[9]无私的自我凝神于自己履行的活动。如果我们称禅宗为一种虚无主义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是，禅宗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虚无主义。

从禅宗的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甚至引起电脑崩溃——导致内存空空如也，荧屏空空如也的致命的系统错误?如果我们试图成为一个正统信仰者，那么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既非是,或不是,或是和不是,或是,也非不是。但幸运的是, 禅宗所要求的不是正统观念而是不顺从。因此,让我们再次杀佛，然后简单讨论一下海德格尔禅宗的黑福里斯特版本(Black Forrest version of Zen) 。

五、秩序,技术暴力和启悟

不仅海德格尔本人，而且后来很多海德格尔思想的阐释者，一再把海德格尔思想与东方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道家与禅宗的思想联系起来。而认为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互相之间知之甚少的研究也为数不少。(赫姆帕尔Hempel,1987;杜瓦尔Duval,1984;帕克斯parkes,1987;迈和帕克斯May and Parkes,1996) 。

海德格尔终生致力于研究东方传统的文本，因此，只要翻开海德格尔著作与禅宗传统的著作，一眼就能发现诸多类似点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例如，与东方传统不同的是, 海德格尔不把存在作为最高形态，而是作为虚无(Nichts)看待。(海德格尔,1995,106,注释b;115,注释c)然而，同佛教一样，海氏把虚无理解为圆满(fullness) 。( 海德格尔1991,49f,69f)

这种明显的相仿似乎不是巧合。赖因哈德·迈(Reinhard May )在《海德格尔的隐蔽资源》中表明，海氏著作里的几个句子简直就是直接取自海德格尔在译文中读到的道家和佛禅的著作(迈,1996,29)。由此看来，海氏作品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的广泛阅读、翻译、评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 迈把这一现象理解为“跨文化思维必然性”的表征时,他却未提及海氏把东方资源纳入其哲学大厦的暴力。一如佛教从印度传到日本的旅途中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样，佛教与海氏存在思想的冲突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跨文化对话以盗用，侵吞,重新阐释，暴力变革为特征。[10]

然而，海氏是第一个认识到阐释活动必然具有暴力性的学者。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他甚至宣称，人们应该使用暴力以便将文本中想表达的东西从已表达的内容中解放出来。(海德格尔,1929.193)在对暴力思考这一点上，海氏恰好与佛禅相接近。我提及的文本(如果不是公案)是《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在这一段中,海氏阐释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又一暴力事件)中的合唱圣歌。[11]这首著名的酒神颂歌以下面的诗句开始：“很多东西是令人敬畏的，但最令人敬畏的莫过于人。”海德格尔最感兴趣的是“令人敬畏的”(awesome,希腊语为deinon)一词,它的涵义是极其矛盾的，这一矛盾也体现在第一首酒神颂歌的其他诗句中。一方面，人之畏(awesomeness)在于人运用技术成为无机界和有机界的主人并以为自身创造一个社会的方式得到了表现，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令人敬畏是因为人所运用的技术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力量，它不仅能毁灭人类而且能毁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就。在海氏看来，人之敬畏性由世界秩序(dike)支配一切的力量和技术(techne)的暴力性质之间的冲突所构成。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历史恰好是技术一再违背世界秩序的过程(海德格尔，1976,123) 。

显而易见的是，几乎在同时写成的另一本著作《艺术作品的起源》, 海德格尔在与艺术的比较中，把艺术界定为揭示并发现了世界秩序的技术。(海德格尔,1977,44ff)因此,在海氏那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它通过不断地毁灭技术本身创造的秩序使人类展示自身的圆满。

海德格尔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阐释十分趋近于禅宗的启迪观。安提戈涅正是在与毁灭她的暴力冲突中获得了启悟。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同样的暴力传统中,悲剧体验的朦胧性遭到了毁灭。如果没有暴力,那么始于柏拉图并在现代技术达到高潮的这一传统，在对理念(柏拉图)无忧无虑的冥想中，在未来的天堂(基督教)中，在完全控制行星(现代技术)中，可能会和谐统一。尽管海德格尔一再在“形而上学的毁灭”中表明，形而上学传统如何抑制了内在暴力，而在后期的著作中，他似乎成了抑制内在暴力的牺牲品。虽然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强调秩序和毁灭的必然统一性，但在晚期著作中，他详细论述了未来“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前景，在这里,秩序和技术以“非暴力协议”的形式出现。由于这种妥协， 海德格尔最终倾向于否定了当代技术会导致(内在暴力)启悟的可能性。

当然，就启悟不会自动产生这一现象而言，海氏是正确的。为了佛陀之生存而必须将其杀死。也许这就是《电脑维修艺术》的深层内蕴。这不是防止系统崩溃的艺术，而是坦然地去面对它。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要求电脑用户劳神费力。每个电脑用户都知道,电脑故障随时可能发生。但是就计算机崩溃而言，需要的是另一种态度。用户满怀感激地“尽享意外”(surf accident)带来的乐趣，并应认识到电脑出现故障时所赠予的刹那间闪现的启悟，而不是惊惶失措，竭尽全力地控制系统。万一出现“整体故障”(integral accident) ——技术秩序的最后崩溃，这就为用户作了充分的准备。[12]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丢失宝贵的文件其体验是令人心痛的，可是面对(技术) 系统最后崩溃的可能性更令人恐怖。因此，并非如齐泽克所言，坦然地面对故障，保持一片静谧的心灵，决非轻而易举的事。(cf,注释3) 禅宗启迪决不是闹着玩的。(仓冈葩Trungpa,1999,87-90)你的信息会丢失，你也会因此而困惑不堪。正因为如此,每年10月24日在京都的大王寺神庙举行一次仪式，以纪念当年在赛博空间丢失的资料，日期10月24日源于千字节(或1024字节)的信息单位，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毁灭也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创意行为。[13]旧的操作系统的崩溃是为了新秩序的诞生，因为：

混沌君临
冥想,懊悔,重启
秩序复归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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