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表明，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以《月令》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已成传统而广泛得到遵行，从而显现出其思想的普遍意义。当然，此与《月令》获得传世经典的地位也是不无关系的。实际上，灾异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或政治欺骗视之，其中包含着自然法思想的合理内涵。体现了古人的自省意识。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人为因素会对自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反过来又受自然的影响，古人早已发现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奥妙。特别是直接关乎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保护，至今犹有其启发意义。人不罚之，天自罚之。人不惠之，天自惠之。这不是自然的有意识，而是自然的存在与变化的有秩序和有规律所使然。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象征意识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古人的意识中，这种象征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天地山河的存在，日月星辰的运转，四时寒暑的往来变化，洪水干旱地震的灾害发生，战争饥荒疾疫的人祸出现，是多种象征的表现，无不给人们以启示，使人们反省人与自然（或者是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和改善。《月令》关于四时政令思想和灾异思想可以说是这种意识的直接体现。古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和应对自然与社会中所存在和所发生的一切，是合乎古人的理性与经验的。这些思维方式，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必须认真加以批判和总结的。

七、小  结

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突出表现为四时政令思想，它与天人感应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是自然法思想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先秦以至秦汉是中国古代天道思想即自然认识论形成、发展和体系化的时期，也是四时政令思想和天人感应思想最为盛行的时期。面对人类赖以生存蕃衍的浩瀚天地，茫茫自然，古人时时会对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发问，怎样才能够顺乎自然，合于天道，受福免灾，趋利避害呢？于是，孔子言“天命”，墨子讲“天志”，邹子道“阴阳”，屈原赋《天问》，荀子作《天论》，……如此等等；他们或向世人以求答，或自问自答。即使是作为一朝天子汉武帝也曾对臣下做如此的策问：“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兴废何如？”[55]而公孙弘的对册，以及董仲舒答汉武帝册问的所谓“天人三策”的中心意旨就在于此[56]。由此可见，四时政令思想和天人感应思想，渊源有自，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一种传统意识。《礼记·月令》的自然法思想是对这一传统意识的继承和总结，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认识：

（1）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包含着多种的思想观念，最突出的就是神本思想（自然与社会存在之本）、农本思想（生计之本）和民本思想（政治之本）。这在《月令》中均有集中的体现，对于后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有着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古代皇权体制下的政治实践中更有充分的体现。

（2）从传世的古代思想文献来说，《礼记·月令》可以与《周礼》、《礼记·王制》并列为三大法制体系，《礼记·月令》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周礼》则有类于行政法典，《王制》则更像是古代的宪法。[57]

（3）就自然法思想而言，《月令》与《周易》、《春秋》又可谓各为一条线索而得到后人的引申和发展。要言之，《周易》作为占筮之书，是古人通过对天道自然和大千世界的变化的观察，以比附社会人事的思想与经验的记录，正所谓“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目的就在于“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8]，因而遵从自然、取法自然的思想是其核心内容。《春秋》作为史书，不仅记录了鲁国的世道变迁并赋予褒贬之义，而且更关注自然的四时变化、日食星陨、水火天灾，或有感于雨雪雷电的失时，或讥评有违时令之政事，正所谓“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59]，其中所包含的自然法意识是十分显明的。《礼记·月令》作为时令范本之书，是以成文法的形式继承和总结了古代自然法思想的传统，“古帝王法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征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60]。可以说，正因为《礼记·月令》对自然法思想的传承方式有别于《周易》、《春秋》，故影响也有差异。诚然，汉代以后，自然法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月令》。

（4）《月令》的思想内容和阴阳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可以说是阴阳五行思想的集大成。因此，要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就不能不研究《月令》。同样，要研究《月令》中的自然法思想，或者说要研究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就必须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司马迁评价阴阳五行思想的特点时说：“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61]比较而言，《礼记·月令》中的自然法意识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表现出同样的功能和作用。反过来说，通过对《礼记·月令》的考察，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思想特色以及所包含自然法的思想内容。

[1] 《隋书 · 牛弘传》，中华书局本，第5册，1302页。

[2] 《后汉书 · 鲁恭传》，中华书局本，第4册，第881页。《隋书 · 牛弘传》，同上。

[3] 详见台湾高明著《礼学新探》中《礼记概说》一文， 35～3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3版）。

[4] 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燕京学报》第十八期，1935年。

[5] 蒋维乔、杨宽等：《〈今月令〉考》，《制言》，5，1935年11月。

[6] 高明：《礼学新探》，37页。

[7] 《隋书 · 牛弘传》，中华书局本，第5册，1302页。

[8]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46页。

[9] 《礼记集说》，中国书店本，128页。

[10] 《荀子 · 性恶》。

[11]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59页。

[12] 同上，472页。

[13] 《礼记集解》，中华书局本，上册，424页。

[14] 《礼记集解》引，上册，446页。

[15] 《礼记集解》，中册，468、469、473、483页。

[16] 均见《礼记集解》所引，中册，503页、504页。

[17]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75页。

[18] 分别见于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72、500、524页。

[19]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中册，553页。

[20] 《礼记集解》，上册，424页，

[21] 《礼记集解》，上册， 453页；中册，497页。

[22] 《礼记·月令》。

[23] 《礼记集解》，上册，454页。

[24] 《管子·牧民》。

[25]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26] 《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本，第4册，1124页。

[27] 《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本，第7册，2230页。

[28] 《孟子·梁惠王上》。

[29] 《孟子·滕文公上》。

[30] 《荀子·王制》。

[31] 《汉书·高后纪》，中华书局本，第1册，105页。

[32] 分别见于《汉书》各《帝纪》。

[33] 汉代公孙弘语，见《汉书·公孙弘传》，第9册，2615页。

[34] 孙希旦所言分别见于《礼记集解》，上册，419、418页。

[35] 以上郑玄注均见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66页。

[36]孙希旦语，《礼记集解》，上册，443页。

[37]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中册，554页。

[38] 《汉书·谷永传》，第9册，3444页。

[39]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上册，468页。

[40] 《月令解》，四库全书本，卷一。

[41] 《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本，上册，26页。

[42] 《大雅·假乐》。

[43] 《汉书·董仲舒传》，第8册，2505页。

[44] 《汉书·杜周传》，第9册，2671页。

[45] 《汉书·宣帝纪》，第1册，245页。

[46] 《孟子·万章上》引。

[47] 《汉书·文帝纪》，第1册，113页。

[48] 《汉书·成帝纪》，第1册，312页。

[49] 《后汉书·侯霸传》，第4册，902页。

[50]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51] 《后汉书·陈宠传》，第6册，1551页。

[52] 《魏书·李彪传》，第4册，1386、1388页。

[53] 《魏书·高祖纪》，第1册，148页。

[54] 《旧唐书·代宗本纪》，第2册，300页。

[55] 《汉书·公孙弘传》，第9册，2614页。

[56] 见《汉书·公孙弘传》，第9册，2615～2617页；《汉书·董仲舒传》，第8册，2498～2523页。